杀戮与笼络：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1）

王满损

东汉末年纷乱的政局，很大程度上是黄巾起义造成的。黄巾起义的爆发，除了东汉末年的暴政，和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无关系。孱弱的东汉朝廷无法独自镇压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只能依靠地方望族，让他们组织乡曲武装来保护自己。当黄巾军被镇压下去后，各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东汉近两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也终于在林立的地方割据势力中走向崩溃。

三国的历史就是由几个有实力的割据政权主导，各自凝聚一片人心，将无序的社会秩序重新拉回有序轨道的过程。地处江东的孙吴政权就是如此。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芟夷群雄、立足江东的呢？

江“西”猛虎：孙氏集团的淮泗地方属性

考察一个政权集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其地方属性，以及这种地方属性的转移。

东汉初平四年，人称“江东猛虎”的孙坚奉袁术之命讨伐荆州太守刘表，不料途中遭到刘表部将吕公的袭击。吕公在两边山峡设下伏兵，孙坚被抛出的落石击中头部，脑浆迸裂而死。罗贯中曾赞扬孙坚：“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而这样一代将星，还未能逞其雄才野心，便陡然中道身亡。丧乱之中，其子孙策带领旧部回到了守备相对虚弱的江东，寻求自身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本是土生土长的江东人氏。事实上，这个籍贯并没有让孙氏家族获得当地大族的认可。原因有二：

首先，孙坚军队的主力不是江东籍士兵。孙坚自征讨会稽“妖贼”有功，就被封为盐渎丞，此后又历任盱眙丞、下邳丞。孙坚任官的区域处于淮水和泗水流域，这里成为孙坚早期部属将领的主要来源。自孙坚招募江东子弟兵北去，奉袁术之命争夺中原以来，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最早的江东部卒早已经零落殆尽。这期间孙坚自然只能就近补充兵力，导致江东兵的比例越来越低，孙氏部曲的乡土中心也就渐渐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而不再具有江东特色。回到江东之后，孙氏政权已经没有了本地化的地缘优势，在江东人眼中俨然成为一个外来统治集团。

其次，孙坚所在的家族本非江东望族，在当地大族间不受重视。有零散记载称，孙坚的祖父曾遭遇荒年，只能以卖瓜为业。孙权称帝之后，没有按惯例设祖宗七庙，仅仅为孙坚、孙策设立了祠庙。一方面这可能与孙权称帝后不“郊祀”一样，出于对孙吴政权正统性的不自信；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祖先无可称述，以此略去不表，遮掩隐情。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没有具体提及孙坚家世，但也评价孙坚“孤微发迹”，可见孙坚家族的出身确实卑微。要知道，在世家豪族当道的东汉末年，连“阉宦之后”的曹操都一直被人鄙视，祖上卖瓜的孙坚，自然很难被江东的望族接受。

孙策向袁术讨回孙坚余部、准备过江时，手下的将领多是出于淮泗地区的“江西人”。如孙策的堂弟孙瑜开始率领兵众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瑜虚心绥附，得其欢心”，也就是说，孙策的部曲主力仍然长期保有淮泗色彩。尽管有的谋士或将领和孙坚一样出自江东，但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融入了淮泗集团，不能再被视为江东人物了。孙策在江东征战所收的本地“离散”，也多是“乌集之众”“散附之士”，很难成为孙氏的主要作战部队。

孙策出自“篡汉逆贼”袁术手下，此番对江东用兵，在相对偏僻隔绝的江东的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对东汉法统的蔑视和挑战。

当时，流寓江表的名士许靖在给曹操的信中，描述孙策平定江东的过程说：“正礼［即当时的扬州刺史刘繇］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即会稽太守王朗，也就是后来的‘王司徒’］失据。”许靖直接描述孙策为“术兵”，便可看出从东汉法统的角度而言，士大夫对孙家的排斥抗拒不言而喻。这种局面预示的就是，孙氏家族试图在江东地区建立稳固政权的过程注定很不轻松，充满曲折。再加上贯穿孙吴建国始终的地方山越、宗伍问题，孙氏政权辖境内的基层社会一直都不是铁板一块。

江东小霸王：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的爆发

江西“外来者”，外加“逆贼爪牙”——这样的人设让孙策很难在江东立足。因此，孙策一开始想要依靠时任扬州刺史、尊奉东汉的宗室刘繇，来博得江东望族的好感。可孙策进攻江北的庐江，围城长达两年，太守陆康病死城中，其宗族百余人饿死近半。陆氏是吴郡大族，因孙策而落得如此下场，这让整个江东感到震恐。驻守曲阿的刘繇也感到震惊，将孙家手下的部曲遣回了江北，设兵防备。孙策从此才过江作战，开始了对江东的征服。

《后出师表》有言：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刘繇和王朗并非将才，在用兵作战上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事实上，刘繇和王朗作为外来者来到江东，只能作为东汉王朝的象征，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固的根基，这一点同孙策一样。孙策消除了代表东汉的力量，却无法获得当地大族的支持，这种或明或暗的冲突和对抗，几乎延续了整个东吴时代。

孙氏诛戮江东英豪，在吴国的史书中并不彰显。有的说孙策“斗转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史家经过寻绎，找到了孙策所诛的多个江东大族，如许贡，盛宪，周昕、周昂、周喁三兄弟，以及王晟等。除了许贡本是中原人士，来吴郡做太守外，其余数姓皆是江东本地望族，他们几乎都不再见于其后的江东政权当中，其家湮没草莽，良足嗟叹。与此同时，江东地区的黄老道领袖于吉，也在孙策整肃江东的过程中被杀害。

这场整肃，首先成为曹操对江东发动战争的借口。江东士人与中原交流紧密，互通声气。江东的盛宪“有天下大名”，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原名士如孔融，都是其晚辈，以能与盛宪结交为荣，一直写信给曹操，希望能以汉帝的名义征盛宪入朝；因此他受到孙策的深深忌恨，终为其所害，不仅家人罹难，连门生故吏也都惨遭波及。这些事件都给了曹操征伐的口实。

其次，长期困扰孙氏的山越问题也与此不无关系。山越，正如名字所显示的，是流窜山间的越人；虽然名之为“越”，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越人。一方面，北迁的越人经过两汉数百年的浸染，已经很大程度上汉化，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江东汉人回避孙策，往往一同流入山林，组成了乡野武装，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其中在州郡的大族英豪，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族武装，加上收留流民，与山越沟通消息、相互配合，在南方丛林之间阻挠孙吴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