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云白帝城：刘备托孤与蜀汉国运（1）
念田
蜀汉章武元年夏四月，刘备于成都即位称帝。六月，车骑将军张飞遭部将刺杀。东吴先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袭杀关羽，张飞旋被害，故而盛怒之下的刘备于次年亲自统领大军征伐东吴，次年在猇亭大败，大军节节败退，退守白帝城。
章武三年春三月，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奔赴永安宫受命，刘备临终时交代：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刘备立下了政治遗嘱，抛下元气大伤、疲弱不堪的一副烂摊子溘然长逝。
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刘备主动对总揽朝政的诸葛亮许下“君可自取”的政治诺言，出人意料，匪夷所思。历来帝王托孤，都着眼于稳固新君的法统实力，岂有传位新君又另许大臣之理？这既招致新君不满，又使大臣生窥窃神器之心，后患无穷。刘备如此安排用意何在？
白帝城托孤的政治迷雾，历来不乏后人的赞美讴歌与险恶忖度，有人认为这是君臣鱼水之情，有人认为这是权术，在奄奄一息之际立下温情脉脉的政治遗嘱的背后暗藏着刀光剑影。表面看，这是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的对手戏，实际上，舞台的暗处还站着一个人，“君可自取”的惊天之语，其实是对他说的。他便是诸葛亮的搭档、蜀汉重臣李严，正是他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支撑起了整个蜀汉政局，也可能成为蜀汉最大的威胁。
史书记载，李严少为郡吏，以才干见称，历事刘表、刘璋、刘备。刘备称帝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有黄龙现于武阳，而武阳正是犍为太守李严的治所，可见李严为了刘备称帝颇费心思。刘备死前，李严以犍为太守征拜尚书令，受遗诏辅佐诸葛亮辅政，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刘备白帝城托孤，面对的不仅有诸葛亮，还有这位蜀中旧臣李严。
祸起萧墙：蜀汉的政治危局
历来最高权力的交接之所以凶险异常，关键在于权力交接时内外各种势力虎视眈眈。有人认为刘备是在吴国威胁下仓促托孤的，这并不符合实际。章武二年夏刘备战败，于次年三月托孤，四月病逝，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三国斗争的主线已转为吴魏交战。此时的吴国山越不宁，濡须、江陵面临北方魏军的极大压力，自保不暇，实际并无余力攻取蜀汉。
《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记载，刘备对此局势洞若观火，遂致信陆逊云：“贼［即魏军］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面对刘备的空言恫吓，陆逊安然回信云：“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又于当年冬，两方遣使议和，两国对立实际上已经消弭，关系有所缓和，故刘备托孤之时，外患不在吴国。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指出，蜀汉之危，不在东吴，而在萧墙，这其实是三国政权共有的问题。三国均是博得地方大族的认可和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突出的军事政治集团，曹魏之于中原，孙吴之于江东，季汉之于巴蜀，莫不如此。在蜀汉内部，长期以来潜伏着蜀汉本土势力与刘备荆州集团的对抗和摩擦，这构成了蜀汉政治的基本主题。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已经规划了刘备集团的基本发展路线，那就是“跨有荆益”，等待变局便兵分两路，北上逐鹿中原，恢复汉室。然而，荆州丢失，关羽殒命后，刘备集团的根本就落在了益州。对于益州，刘备及其部属等“新人”是外来者，不得不尊崇益州名士法正、许靖、董和、黄权和李严等“旧人”，安定蜀地百姓、将士之心，争取一切势力的支持以图谋中原；而蜀中旧人，同为刘璋旧属，有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更多的则是潜在暗中，等待时局变化。
刘备用人，“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糅合两大派系，使新旧之人彼此相安，这一直是蜀汉政治的中心问题。
夷陵之战前，蜀地名士法正、许靖、董和等人已经去世，黄权迫不得已选择降魏，此时真正能够代表蜀中势力的关键人物只有重臣李严。李严不是蜀地的世家大族之后，归降刘璋之后却因才干而备受蜀地臣民信任。田余庆认为，刘备托孤，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丞相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一安排包含着尊重新旧双方利益，安蜀汉文武之心，以图共渡难关的用意，实在是高明的安排。
“君可自取”：孙策和刘备的相似安排
在托孤安排上，刘备所言与当年的孙策托孤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安五年，孙策遭到刺杀，临终之前传位其弟孙权，托孤东吴名士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因而有了孙权以张昭为长史，以周瑜为中护军的政治安排。严峻的内外形势令孙策担心孙权幼小，无力支撑江东的危局，故而允诺张昭可以自取以稳定形势。尤其是当时孙氏集团内部存在着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的冲突，这与刘备临终时蜀汉的政局何其相似！刘禅即位后以诸葛亮为丞相，以李严为中都护，如此文武格局，恰与孙吴相同，可见刘备的苦心安排与孙策的安排其实颇为相似。
孙策对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而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则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这都是对新君的基本估量，还没有到让辅臣决定新君的地步。
故而所谓“君可自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要求辅臣未来评判新君，而是极而言之所做的最坏打算，是在内部不稳，不测事端发生之后的终极应对方案，充满了忧患意识。吕思勉先生读史至此，便不禁感慨：“势之所迫，虽圣人将奈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