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声雨声读书声——无锡篇（2）

平庸和平凡的区别在追求上，而不是普通和不普通。平庸的人是没有追求的；人可以普通，但是不能平庸。平庸的“庸”字在古汉语里一开始是“底层人”的意思，本来是一种中性的描述，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用着用着，这个词就变成了贬义词。我们去北京看长城，其中有一段叫居庸关。相传就是把那些底层的、镇守关隘的士兵迁到那里居住，所以叫“居庸”。“平庸”这个词慢慢地演变成了没出息的意思，但“平凡”这个词里包含了一种普通而又美好的期待。既然是普通的，为什么会有美好？因为其中包含自己的追求。这两个词需要细细辨析才能区分，你们的一生其实就是要去做这样的辨析，包括在一些很相似的词之间做辨析。人一生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词的辨析、物的辨析、人的辨析，这种辨析工作就是学习的过程。生命是一个过程，学习也是一个过程，很难用一种准确的语言把它们给区分开来。当你有能力做区分，能把世界上的词、物、人加以清晰地区分，你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回到东林书院这副对联，下联是什么意思？我们继续来读邓拓的《事事关心》：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天下事与国事并提，可见这是指的世界大事，而不限于本国的事情了。

这是邓拓的解释，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我分两层来说。刚才我讲过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辨析，辨析这些词的不同。家事、国事、天下事，这三层的大小是递进式的，家事最小，国事第二层，天下事是第三层。邓拓想解释这三层到底是什么意思，国事比较容易理解，是一国的事，但是他在解释“天下事”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任何一个人，包括很有名的人，他说的话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没有一个人说的话全是对的，人类是在不断地试错当中前进的。邓拓说，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在明代末年，确实有西方的传教士像利玛窦，他们已经画出了世界地图，让一小部分中国人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顾宪成、高攀龙，以及东林书院的其他发起人，他们有可能听说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但是这里说的“天下事”很显然不是指中国以外的世界大事，这里的“天下事”是指超越国家层面的那些事，要比国家的事更大，是中国特殊的说法。中国的经典《易经》里面很多的词都特别深奥，但是有一个词特别简单，叫“天下文明”。中国的文明被叫作“天下文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一种天下意识；到了明代，“天下”往往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是超越一个朝代的意思。明末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宪成他们对国事、天下事的理解，与顾炎武是一致的。国事就是明朝的事，天下事则是超越大明王朝的那些事；说的是即便明朝亡了，天下还在，这是从文明、文化的意义上说的。

明朝江苏江阴有一个人叫徐霞客，他是那个时代见过中国山山水水最多的人，我们称他为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最后一次游雁荡山是1632年，1641年他在故乡去世，不足三年大明王朝就灭亡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第一次到雁荡山，看见了徐霞客的雕塑，他感叹了一句，“但是明朝失去的江山却保存在他的游记里，那么壮丽动人，依然是永恒的华山夏水”。这句话写得真好。华夏山水不会因为崇祯皇帝吊死就消失了。朝代可以灭亡，但天下还在。那副对联前面说的“国事”是跟朝代相关的，后面的“天下事”是超越朝代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可以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天下从来没有变过。天下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万里江山、太湖、西湖、黄山、华山……这些看得见的山川河流，还有历代的人物，从孔子、老子到李白、杜甫、苏东坡，再到顾宪成、高攀龙、徐霞客，还有他们留下的那些著作，他们的文章诗篇……你们还记得梁启超写给他儿子们的信吗？他说儿子们有本事，他宁愿他们成为李白、杜甫，不要成为姚崇、宋璟。姚崇、宋璟是什么人？开元盛世时的两位宰相，他们辅佐唐玄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富强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没有长久，“渔阳鼙鼓动地来”，很快就被安史之乱打破。李白、杜甫不过是诗人，但他们的诗篇千年甚至万年都不会磨灭。这也是“国事”与“天下事”的区别。姚崇、宋璟关心的是国事，李白、杜甫描述的是天下事。国事是一时的，是当下的；天下事是长远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

邓拓在文章中说，东林党人不仅爱读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而且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他解释说“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因为“政治”这个词出来了，我顺便解释一下“政治”的意思。人们常常误解政治只是跟权力有关、跟做官有关，政治并不只跟权力、做官有关。邓拓这里所讲的政治是一个广义的政治，不是一个狭义的政治。政治可以分两层。你是个学生，你不从事政治；她是个家庭主妇，她不从事政治；他是一个教师，他不从事政治：这里说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是跟行政事务有关的。而广义的政治是超越这一切的，是跟每一个人的生活直接有关系的，也是每一个人都要关心的，它关乎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身家性命。

这副对联讲清楚了，我们再来看邓拓在这篇文章中讲到的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四百多年后看，他们并不是那么高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局限，他们那个时代说出来的话，放在今天来看，有的可能显得落伍、过时，比如他们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分政治上的两派，一派是君子，一派是小人。我们小时候看戏，舞台上出来一个角色，就问大人，这是忠臣还是奸臣；看电影，银幕上出来一个人，也要去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只是黑白二元对立的简单区分，不知道还有第三种灰色地带的人，世界上大部分人恰恰都处于中间状态，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何况人性本身极为复杂，一个人身上有美好的品质，也有不为人所知的阴暗面。过去这种话语体系显然太简单化了。邓拓的文章是1960年写的，六十年过去了，他那套话语也显得不够了。时代在变化，一个人如果跟不上这变化的节奏，总停留在遥远的过去，那么他的知识、他的装备、他的资源、他的积累就不够用，他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邓拓如此，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也如此。

我们再来看当代学者刘志琴是怎样评价他们的，也是先从这副对联说起：

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

紧接着一个转折，“然而，面对他们的遭遇，又不免发出历史的感叹”。大家继续往下读：

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停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