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分烟话雨伊人去——嘉兴人物篇（2）
“中国之完人”，这是外国人给他的评价。这不能单独摘出来说，要放在相应语境里。1912年，远道而来的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在辜鸿铭的介绍下拜访了沈曾植，那时沈曾植闲居在上海的家——“海日楼”，门庭冷落车马稀。那位俄国人对他的学问惊叹不已，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为“中国之完人”，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这句话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才通，单独拿出来说沈曾植是“中国之完人”很突兀，毕竟那只是一位俄国学者的一家之言。
沈曾植不仅是王国维最为敬仰的学问家，也是陈寅恪心仪的大学者。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外国人是怎样评价沈曾植的。日本有个学者叫内藤湖南，“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一个重量级的学者，他称沈曾植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了《沈曾植：“不知何处是故乡”》一文。当时觉得世人已把沈曾植遗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把不同的人评价他的话放在一起。为了让世人对沈曾植有更多的了解，我引用了中国人对他的评价，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世人更熟悉的大学者对他的敬仰，我也引用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他的评价，以及俄国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无论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对外国学者来说，沈曾植都是很有分量的。我们今天在沈曾植故居，重新来认识他，是否要照搬别人的原话——“中国之完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呢？我们要抓住特征，要用独一无二的自己的语言，使其与其他的人物区分开。
在沈曾植故居走廊上讲课
我那时也写过评价沈曾植的话，有一点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面前，一个旧学问、旧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曾呼吸过近代文明的空气，但思想却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被历史所抛弃，只能“忧伤憔悴以死”，连同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化成就一起被湮没了……
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却曾经被人忘记了，好在人们现在对沈曾植又越来越看重了。我站在这里可以看见里面墙上写的“学术大师”四个字，还有一段话——“沈曾植对词曲、乐律、音韵等方面的考证也有不俗的成就，这仅仅是他的学问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他的学问太大了，他有很多的学问。如果时代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他就是可以被人夸到天上去的“中国之完人”“伟大人物”，但是时代变了，他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沈曾植是个什么人？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平。他是1880年的进士。明清两朝嘉兴这个地方的望族中出了很多的进士，沈钧儒也是进士。沈曾植做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等。戊戌变法那一年，他到武昌出任两湖书院的主讲，后来又回到朝廷到外交部任职。再后来，他到上海南洋公学担任总理，就是校长，保举他的人叫盛宣怀。盛宣怀在给皇上的奏折里称他“品学粹然”。做了多年京官后，他又做了地方官，从江西广信知府，到督粮道、盐法道，再到安徽提学使，1906年他做到了安徽布政使，还做过护理巡抚，已经是一方封疆大吏了。但是，他的心思不在做官上，在安徽五年，他曾到日本考察教育，创办地方实业，开采铜矿。1910年，他回到了上海，之后他说自己有病要求退休，第二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垮台了。他接不接受新的中华民国？不接受。他晚年的悲剧就在于，新的时代来了，但是他不接受新的时代，他是活在旧时代里的，他的学问与新时代也格格不入，他最后在抑郁中死去。他留下的诗中说：“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这是他七十三岁时留下的诗句，他像黄叶般飘零，像蝴蝶般飘零。
他一生最重要的，不是他官做到护理巡抚，而是他的学问，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晚清学术转型中，最能体现学术新动向的，一个是西北民族地理历史的研究，一个是佛学研究，他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几本著作，研究元朝的历史，研究蒙古源流的，到现在都还很有价值。
作为中国受过完整传统文化熏陶的最后一代文人，沈曾植几乎精通旧学问当中的所有门类；他还会书法，偶尔画画，他的山水画虽然比不上他的书法，但也淡雅得别有韵味。他在书法方面巍然是一位大家，在那个时代，沈体书法是为人所仰望的。
我们进门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是继往开来的人。继的是魏碑、汉隶，继的是王羲之，继的是颜真卿、柳公权，继的是张旭、怀素他们的草书。那么“开来”呢？开的是，马一浮、谢无量、潘天寿、沙孟海等现代书法家，这些书法家都受到沈体书法的影响，沈体书法充满了魅力。
这样的一代集大成的旧式学者，以后不可能见到了，难怪王国维那么推崇他。在王国维的眼中，沈曾植的学问是不可跨越的。沈曾植从小在这个院子里熟读四书五经，书法、诗歌、学术各个方面，他都代表了中国古典时代最后的标准。他死了，这样的人以后还能横空出世吗？以后出来的人就是王国维，就是徐志摩，就是朱生豪了。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一起读一下：
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无疑是在悲伤、寂寞中度过的。面对一个他所陌生的新时代，他指出“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他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天然地负载着文化的责任，旧朝的覆灭在他看来是一种文化的覆灭，是“道”与“术”的分裂。他所重视的不是一家一姓的权位更替，而是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恐怕这才是他“旧朝情结”的源头。
沈曾植非常清醒，他知道自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他看着时代的变化，晚年只能在寂寞和悲伤中度过。王国维说他“承前哲”“开创来学”，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在中年时代也提倡学习西欧。他所研究的辽金元史、西北和南洋的地理等在当时属于新的学问，启发了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实际上，他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学者，但他不幸生在那个时代的夹缝当中；作为一个被清朝重用过的人，他无法接受清朝的崩溃，最后便跟民国格格不入了。王国维也一样，所以王国维选择了自杀。
现在我们再看看1875年和1873年出生的那两个嘉兴人——沈钧儒和褚辅成，他们也都生在清朝统治之下——沈钧儒还做过朝廷的官——但他们参与了创立新的民国，欢欢喜喜地迎接新的时代，因此也成了政权更迭的受益者，成了民国初年新一代的精英。辛亥革命发生后，褚辅成先后出任浙江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民政司长等要职；沈钧儒担任了教育司司长等职。他们在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是典型的民国精英，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事业都在民国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