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南来白手少年行——金庸篇（2）
在现在，固然那些假作疏狂、装装才子风流的像晋代的纵酒傲世、披发箕踞的也未始不有，但那已经不值得一哂：就是如陶潜的洁身自好，阮籍的明哲保身底消极狂态，也遭遇到它们底没落了。我们不需要温德莎公爵、安东尼底“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狂，拿破仑、希特勒底征服全世界的狂，因为这种狂气发泄的后果，小则使世界动荡不安，大则将使全人类受到祸害。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这是他高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写得很饱满。他区分了几种不同的“狂”，要什么“狂”，不要什么“狂”。题目是现成的，这句诗是哪里借来的？王国维的《晓步》。我们来读《晓步》：
晓步
王国维
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这是王国维1904年春写的一首诗。他生于1877年，1904年已经二十七岁了。“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这两句是从唐代诗人韩偓那首《三月》里借来的，只不过他做了一点变动。韩偓的原诗是：
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
他把“四时最好”变成了“四时可爱”，把“三月”变成了“春日”，把“一去不回惟少年”变成了“一事能狂便少年”。你们觉得他写得好还是韩偓写得好？如果光论这两句，还真是王国维写得好。王国维是清末的人，1904年他从唐人那里借来这两句诗，却又超越了唐人——“一事能狂便少年”。一个1877年出生的海宁人写的诗，被另一个1923年出生的海宁少年借来做了自己文章的题目，也是论题所在。这篇文章被编辑看中了，编辑并不知道这个查理是个中学生，文章发表在当时浙江省最大的报纸《东南日报》的副刊上；这个副刊也很有名，叫笔垒。金庸那个时候在衢州中学读书，当时衢州中学的国文老师中出了多位作家、语言学家，他们经常有文章发表在这个副刊上。金庸也去投稿，并且登出来了，后面他又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回到那个酷热的夏天，我在浙江档案馆那个缩微胶卷中发现了查理的《一事能狂便少年》，然后又找到了《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还有一篇连载多次的六千字长文《千人中之一人》，论友谊的。单就他发表的这些文章来说，他中学时代在同龄人中就要高出一头。他后来写武侠小说都属于叙述，但他最看重的不是这些用来娱乐大众的作品。他是办报纸的，每天要评论天下大事，国际国内的，那都是议论，他一生吃的是议论的饭。他少年时在《东南日报》发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千人中之一人》就是议论性质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金庸的小学时代，他写过一篇《月云》，我节选了一小部分在这儿，一起来读一下：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的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我们先念到这里，“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也就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里来了。沿着泥路一直走过来，要经过池塘边柳树，现在是一片桑林，刚才来的路上大家都看到外面的桑林了。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宜”就是“二”，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他是二官；“官”在这一带就是小孩、儿童的意思，这里的人都叫他宜官。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也就是他十来岁的时候，他在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读书。他回忆起放学时的那个场景，还有他们唱的歌，都很美，这让人不禁想起李叔同的那首令人难忘的《送别》。他走过的石板路、泥路，他熟悉的池塘、杨柳，他喜欢的小鸟……在时间中没有变得模糊，但那个被长工拉着手的“宜官”已垂垂老矣！
平淡如水的回忆，是他晚年的文字，与他中学时写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一事能狂便少年》那种锐气的文字已大不一样了。
我们再来读一下他1949年写的《听不到那些话了》。这是一篇怀念文章，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去世了。他到香港，就是去跟胡政之的，但没有多久，胡政之就生病回上海治病了，第二年就去世了。消息传来，他写了这篇《听不到那些话了》。我们来读最后一段：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的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
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
文章的题目是《听不到那些话了》，结束在“这些话是永远不会再听到了”。这篇悼文写得非常漂亮，非常饱满，非常有感情，仅仅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有许多细节的回忆。去年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天气，胡政之先生离开香港，金庸送他的时候，他一步一步，从那条坚道斜坡走下去；临别的时候，虽然胡先生说他还会回来，但是金庸从他淡淡的笑容里看见的是一种凄然的神色，他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天果然来了，胡先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文章充满深情，金庸的深情都是在细节里面体现出来的，都是在对话、场景中，而不是说一番“胡先生，我多么想念你”之类的话。文章没有一句废话，干干净净，所有深情都落在他们互动的情景上面。金庸的文章写得好，写文章就应该这样。难怪他后来一开笔写武侠小说，就写得那么好。从1949年到他开始写武侠小说还有六年，六年后金庸就要横空出世了，这时候还只有查良镛。
游学手册上我选的金庸文章，有不同的署名，查理代表的是中学时的金庸，查良镛代表的主要是青年时的金庸，1955年他开始以金庸为笔名写作，偶尔在报纸上写评论时也会用查良镛，当然他还用过其他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