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一生须惜少年时——王国维篇（2）
盐官历史上出过的人物，清代有陈阁老，是做大官的。王国维是做学问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做官的陈阁老，跟做学问的王先生相比，真正留下来的是谁？当然是王先生，陈阁老已过去了，世上的富贵荣华转眼成空。留在时间中的是听过知了声的少年王国维，是听过钱塘江潮水声的少年王国维。
钱塘江的潮水很神奇，今天不是农历八月十八，我们看不到十八米高的潮水，也看不到万人轰动的那种场面，但是我们依然能看见从海上来的一线潮，那是少年金庸看过的、少年蒋百里看过的、少年徐志摩看过的，当然也是少年王国维看过的，他们都是太阳系游戏规则中的神奇的海宁潮捎向人间的绝世奇才，有他们，就有海宁。海宁如果只有海宁潮，没有王国维，没有金庸，没有徐志摩……它还能吸引我们吗？人比潮水更牛，有潮水、有人，这个地方就有生命，有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宁潮捎向人间的这些奇才，一个一个都是中国级的甚至是世界级的。
蒋百里，军事学家，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念书时，同蔡锷、张孝准一起被日本教官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活得比蔡松坡长久，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将军。他是一个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德国，之后我们将去蒋百里纪念馆讲蒋百里。
这些海宁潮捎向人间的海宁人物，“七○后”的王国维生于1877年，“八○后”的蒋百里生于1882年，“九○后”的徐志摩生于1897年……他们都遇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那时政治和文化上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王国维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只有这个地方的灵气才足以造就这样一位学者。这里有太阳系的神秘游戏规则给他做牵引，许多事情是非常神秘的。我觉得你们今天很有幸，至少比我有幸，我十七岁才遇见王国维，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已经四十岁了，你们十一二岁就遇见了王国维，之前在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上课，你们就会背陈寅恪执笔的那篇碑铭。你们少年时就来到了王国维先生家，成为他家里的客人，我希望你们成为他的朋友。
王先生生于1877年，我生于1967年，我比他晚生了九十年，但是我可以把自己看作他的朋友，是跟他一样走在一条通往未来的精神道路上的人。他喜欢《红楼梦》，我也喜欢；他喜欢叔本华，叔本华曾是我年轻时迷恋的哲学家；他喜欢康德，康德也是我喜欢的哲学家；他喜欢宋词，我二十岁前后还研究过宋词……我觉得我就是他的小朋友，比他小九十岁而已。“他”无非比我高一点而已，只是个头有点儿差距。另外我是肉做的，他是石头做的，但我的心是石头心，所以本质上我跟他是同构的，本质相同。
你们今天进入王国维故居前，我有意让你们从这块石头开始。因为这块石头告诉我们，少年王国维在这里住了十三年，十三年的时光都留在了这座旧房子里。他在这里听鸟声，听知了声，听钱塘江潮水的声音，就这样听着听着，他知道了世界的许多秘密，知道了人类的许多秘密，知道了过去的秘密，甚至也知道了将来的秘密。王国维能不能想到今天我们会坐在这块石头前上课？不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你们觉得王国维还活着吗？活着，活在这块石头里，活在他的书里，活在人们的心里。“活还是死”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人不是知了，知了是否活着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叫，不叫了，知了就死了。人呢？我思故我在，有思想就叫活着，没思想就是结束了。
王先生最后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在一起，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宁王静安先生是清华人，他最终的归宿是清华。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他培养了不少学者，其中包括也是海宁人的吴其昌。
可以与天壤同久的是王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他的肉身。石头要彰显的其实也不是他肉体的生命，而是思想、精神的生命。我想起爱默生的一句话：“人类的基础不是在物质里，而是源于精神之中。可是精神的本质却是永恒。”清华的那块石碑和海宁这块以王国维先生的形象出现的石头，指向的都是精神。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盖棺论定，让我想起沈曾植七十岁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写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的一段评价，大家一起来读：
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
“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研究学术的人，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他们所研究的学术，常常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亡。王国维知道，作为古典学问的集大成者，沈曾植就是“学术所寄之人”，是一个民族文化学术的托命之人。而他则是在沈曾植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代学者，既承接了沈曾植的旧学问，又开启了未来的新学问。一个是继往，一个不仅继往，而且开来。深知学术之价值的王国维，一生就是要为学术而生。我们来读他的这一段《文学与教育》：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
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b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c也，德意志之有格代d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
这段话我非常喜欢。他说，生一百个政治家出来还不如生一个大文学家出来。这样的大文学家中国有吗？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这些人都是，生出一个这样的人，胜过一百个政治家。你们还记得梁启超给他的儿子们写信时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如果他们能成为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他宁愿他们不要做姚崇、宋璟。姚崇、宋璟可是开元盛世时的两个宰相。
王国维提到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朱生豪为《莎士比亚戏剧集》写的序言中，同样提到了这几个人。这两年，我们一路走来，从希腊、意大利到德国，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都去过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他们带给人类的是永久的精神财富。无论王国维还是朱生豪，说着说着就会说到这四个人，他们代表了古希腊、意大利、英国、德国对人类的贡献；他们在文学上的创造，是人类的想象力、审美力在他们身上的绽放，像花一样的绽放，而且这种绽放不是一时的绽放，而是千年的绽放、万年的绽放。
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花绽放？刚才走过来，我看到路边有许多无名花在绽放。如果讲中国文学史，有没有花在绽放？《诗经》是不是花一样地绽放？《诗经》三百多篇，就是三百多种花在绽放。唐诗的天空星斗灿烂，诗人们是不是都像花一样在唐帝国绽放？大唐帝国灭亡以后，多少人还会在意那些皇帝叫什么名字，而不关心李白、杜甫他们的诗篇？前面我讲过，只要一首诗，甚至一句诗，一个诗人就足以传世。一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就够了，《黄鹤楼》《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诗就能成就一个诗人。宋代人写的诗也好，但总觉得苏东坡他们写不过李白、杜甫，是不是？但是填词就是他们的事了，苏东坡、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那是宋词的花。宋代的花、唐代的花，都是花，都曾经像花一样绽放。王国维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境界，就想到了柳永、辛弃疾、晏殊他们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