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被紧紧包裹的自我在对比中愈发清晰

我那多年沉睡的神经，

即将被一场场惊涛骇浪唤醒。

我所学习的专业，叫作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大学里第一个建立此专业的大学。按照网页上的介绍，口述历史是一个交叉学科，它训练学生通过采访、分析、撰写，去接近和研究需要被研究的历史或现代事物。

口述历史支持移民、种族、性别、政治、政府等领域的研究。通过收集资料，建立历史档案，对个人、社区和机构的历史分析，以保存那些能够捕捉时代精神的第一人称的口述历史证词。

在学习当中，学生将学习数字录音、音频制作、编辑电子存档、设计口述历史项目以及采访、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每一个学生将会被全程指导着完成一个论文项目。

学科介绍里的文字无疑有些专业，但是一进入课堂，我发现，口述历史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它最主要的宗旨，就是用口述历史的采访技巧和记录历史的方法，和普通人接近，将普通人的记忆挖掘出来，再将普通人的记忆，汇聚成时代记忆。这些宝贵的记忆，将留给下一代，成为他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工具。

为了让我们学习如何制作项目，课堂上经常出现口述历史学家、口述历史项目制作者甚至舞台剧表演者等嘉宾，他们被请到我们小小的课堂来做口述历史项目展示。可以说，学习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学校搭建平台，让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世界上已知的各种各样的项目，来启发我们未来自己做项目的灵感。

由于我是在美国学习口述历史，而这个学科在美国的初始创建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以，基本上所有被邀请来的口述历史项目负责人和口述历史学家，他们所讲授的内容都和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化有关，因此，实际上这个课对我而言并不多元化，而是以一种文化——美国文化为主导。因此，课上我所面对的内容和氛围，都是一场场扑面而来的美国文化飓风。

如果说初次登陆美国大陆，我只是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课堂，则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解放和疯狂，这让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另类星球。“超现实”是我的教授在形容一个类似于“9·11”这样巨大历史事件时，常常使用的词汇，而课堂教学也给了我一种超现实的感受。

那种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已经在这个时候喷薄而出。而我身体里那个无形的、紧紧包裹的自我却在对比中愈发清晰。我常常觉得，自己远远不如美国同学的精神状态放松，就在我紧张学习的同时，各种流光溢彩的课程正在缓缓地渗透到我的精神世界当中。

简单来说，美国课堂外紧内松。说是外部紧张，其实指的是所有的一切都由核心的准则控制，让课程在大方向上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走。比如美国课堂在课程设置、学术标准、教师是否提供了足够指导方面有严格的测评，学生的反馈是这个测评的重要部分。最终每一门课程结束以后，按照美国教育的惯例，学生都要给教授做名目繁多的反馈和评估，这种评估用打分的形式来体现。你可以在五个档次当中，依据自己的感受，给这门课的老师打出一个分数。最后，测评页留有很多空白，如果愿意，你可以在空白处写下对这门课程的主观建议。比如，你建议这门课还应该配合什么书来读，或者，你建议这门课还要添加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就让教授在开课之前就严格要求自己。

外部紧张，也体现在老师对学生也有严格的监测。比如学生是否能够按照截止日期提交作业，你的课堂出席率是多少，你是否能够积极地参加课堂讨论，你能否顺畅地在课堂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了这些学生与老师的双向监测，课堂的整体学术氛围和基本的教师学生行为准则都会得到保证。

在这个外紧的框架之外，课堂的内部却非常放松。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学习的风格不拘一格，学生、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讨论，很多自由精神也被随之释放。

最先让我震惊的是美国课堂对所谓纪律的解放。学生和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地吃东西、喝水。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中间插话，教授偶尔会双手抱头，然后将身体往后仰着，对着同学们提出各种问题。我的文学写作课老师杰瑞·阿尔巴里，有时候还坐在窗边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提问。这对于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守纪律，坐得直不讲话就可以得一朵小红花的我，简直如同来到了外太空一般。早上上课之前，很多同学在路边买了甜甜圈当早饭，他们会带着一个棕色的纸袋子进入教室，边听课边吃甜甜圈，白色的糖粉有时候会掉在桌子上。而有的同学自带便当盒，坐下来，打开盒子，拿出自己烘焙的巧克力蛋糕。一股甜点的香甜立刻会散发到空气中，安慰着大家的味觉。有的课从中午1点开始，很多同学根本来不及吃午饭，他们从上一节课匆匆赶来，顺路会在学校的咖啡厅买一盒沙拉。坐下来时，他们打开透明的沙拉盒，一种蓝莓奶酪酸酸的味道飘散在空中。后来我发现，课堂上吃东西从来不会成为禁忌，反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不但教授不管，有时候，教授还会主动参与到吃喝中，他们和我们一起吃着小甜点，一起喝着咖啡，一起聊着学术问题。

分享食物，是美国课堂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些课程，每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往往是大家对项目的个人陈述。这个时候，教授经常会特意带食物到课堂上，各种奶酪、生蘑菇、小饼干、小胡萝卜和与之配套的酸奶油会摆满一桌。大家一边做总结陈述，一边就着食物总结这个学期的收获。我的文学写作老师杰瑞经常买一堆各式薯片，让同学们一边吃，一边分享自己最后的项目成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用薯片蘸各种调料吃的美式习惯。

有一次感恩节，教中国政治的吕晓波教授特意叫了两张大号比萨，等同学的个人陈述和政治分析做完了之后，比萨正好被外卖员送到。教授专门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分享热乎乎的比萨，相当于师生一起过了一个感恩节。这时候教授都是自掏腰包来做这件事，一方面营造了一个欢乐的节日氛围，另一方面也拉近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专业课上，有同学从国外带回来了一袋超级好吃的巧克力，大家传递着一人拿一块吃，然后继续上课。下了课，萨拉对我说：“海涛，有一块巧克力是不是你咬了一口又放回去了，我刚要吃，结果看见是半块儿，上面还有你的牙印儿呢！”我哈哈大笑，说：“是呀，就是我干的。”

其实，那是我故意给萨拉使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