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的世界开了一扇窗（1）

我内心的雷达，仿佛被启动了。

两期对罪犯的采访结束了，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了如何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比如在采访的过程中，作为采访者如何尽量地向后隐身，但是又巧妙地利用问题中的细节，引导着采访对象顺着时间的河流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在班上进行“同伴采访”后第一次进行实战练习，每一个人都很兴奋。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美国口述历史的精神，绝对不是把这些资料都速录下来，然后就存进如茫茫大海一般的资料库中。美国口述历史的精髓是——不仅仅要记录历史，还要呈现历史，要使用口述取得的这些资料，让这些资料变得鲜活起来，让后来的人感知得到、触摸得到、领悟得到。这甚至比记录历史还重要。

杰瑞给我们下了命令，让我们好好地利用每一个人的采访资料，精心地打磨成一个可以呈现的口述历史独白作品。我们集体做这件事情的基本方法就是：

先建立一个公共的博客，每个人把所有采访的速录口述历史证词上传到同一个博客页面上，这些口述的资料，就成为我们的公共资源，每一篇我们都可以通篇阅读。接下来，每一个人节选出自己采访内容最有张力的那一部分传给课堂里指定的统筹人。而这位统筹人就可以根据同学所传来的内容，把所有的口述历史证词编辑成可供舞台呈现的本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博客同时观看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这个作业中，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负责完成统筹工作，我们也进行了几轮剧本的共同讨论。在共享和争论中，一个精彩的本子就这样逐渐呈现。通常，这个剧本最后会由专业的演员来诠释，他们会用各自的方式，把这些来自生活的最真实的情节给人们做集中的呈现。一部有关美国监狱与犯人的心理独白，一个美国监狱的“小社会”如同美剧般在我的面前展现了出来。这个口述历史证词里的内容，让我无数次联想起后来在美国特别火爆的一部Netflix网络自制剧——《女子监狱》。

监狱里的礼物习俗

在监狱里，人们会照顾其他的犯人。比如你刚刚进监狱，我们这些老犯人会把一个礼物包裹送给新人。按道理，我们不能给其他犯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小东西，比如钢笔、淋浴用的拖鞋、肥皂、除臭剂、香波、内衣、袜子和食物。这就是一个惯例，你不期望从这些小礼物中得到回报，你就是要把它们送出去而已。

这算是一个监狱里的约定俗成吧——对新来的人展示出你的爱。我们在监狱里吃得特别差，有时候人们会从厨房偷出来一些吃的，然后做成一两碗好吃的。对于新来的人，我有时候会分给他们一碗，我从不会管你是什么种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猥亵儿童的罪犯，或是一个强奸犯，想都不要想。

监狱里的信仰

我们的监狱里有一个女士得了癌症，我们都为她祈祷，因为她非常害怕会做手术切掉乳房。于是，我们开始为她24小时祈祷。有一个狱友24小时都拿着念珠为她祈祷，一直到她去接受检查的那个时刻。后来，神奇的消息传来了，肿瘤是良性的，然后，她被治愈了。

只要有人提要求，我们都会为人们祈祷。我们的祈祷总会被上帝回应。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祈祷就是我能活着走出监狱。你知道，我本来是被宣判死刑的。有趣的是，两年之后我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我的判决突然被撤销了，然后就是重新审判。根据一个联邦政府的最新指导，我最后被判了30年。结果我一共蹲了22年牢。宣布我能回家的那一刻，太超现实了。在监狱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我走回自己号子的时候，人们都疯狂了。认识我的人们都拥抱我，又抓又哭。连监狱的官员也跑过来祝贺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度过了怎么样的生活。

在监狱里养孩子

我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但是他们是我和不同的女人生的。因为我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很麻烦。两个孩子的母亲相互不喜欢。当我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我女儿的母亲不希望我带儿子和儿子的母亲过来。我最后说，够了！够了！你们两个大人之间不应该有仇恨。我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

我让两个女人成了朋友，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和我有一个孩子。最后，她们的关系终于有所好转，甚至一方会去帮助另一方带一下小孩儿。但是，当我女儿5岁、我的儿子19个月的时候，那是1989年，我被捕了。所以，这么说吧，我的儿子几乎不认识我，他只有在探监的时候才能看我一眼。

我因为抢劫并且试图杀死一名指挥官而被起诉。后来，我还试图劫持他做人质，所以，我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我在纽约的监狱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被转到了堪萨斯的监狱，去服一种23小时都必须待在牢房里的刑。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3年半。我的孩子们几乎不可能去探望我了。我只能一个月接他们一次电话。一直到3年半之后，我被转到了宾州的监狱，我才又看到了我的儿子，那时他已经5岁了。我根本认不出他来，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监狱里待了22年，我不想我的儿子走我的老路，于是，我会教育他，不会让他觉得警察不好。我告诉他，警察并不是坏人，并不是警察让我走到今天这条道路上的，你不能责怪他们，也不能恨他们。我是60年代的人，所以我很反叛。如果有人告诉我，不要践踏草坪，我肯定会冲着草坪飞奔而去。我就是那么长大的。

戒毒中心里不可思议的疯狂

17岁时，我的妈妈把我送进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戒毒中心，我在那里待了5年的时间。这真的对我帮助很大。人们很和善，也有很多人来自纽约。在这个戒毒中心待着，意义其实比戒毒更大。因为到最后这简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你被鼓励长期留下来，一直生活。很多没有戒毒史的家庭捐助了大量的设备，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就保护了他们的孩子。

但是，好日子终有一天结束。后来运营戒毒中心的人克拉克·德瑞克的太太死于乳腺癌。很显然，他太太的去世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没有在心理上处理好。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疯狂怪异的人。他开始带着武器上班，开始在人们身上做实验。从这个时候开始，戒毒中心就不再是生活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