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在团队中反思自己的性格（1）

我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想，

既然大家都这么坚持，

那么也许我错了吧。

在哥大上学的第二个学期，玛丽教授的口述历史实践课程上，我们迎来了一次团队合作项目的作业。所谓团队合作项目，就是我们10个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由小组成员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大家合作完成一个口述历史的采访项目。

我和萨拉、森奈特同在哥大口述历史中心工作的卡罗尔一起成立了“占领华尔街”的选题小组，准备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用视频方式呈现的口述项目。在祖科蒂公园目睹的一切让我相信，愤怒和悲伤的人们，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无数个精彩的人生故事，这是个人历史和公众历史很好的结合点。

我当时没有觉得做视频是一个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我们能从学校借到摄像机，能够使用图书馆的Final Cut Pro视频编辑软件，可以借到学校的教室作为拍摄的场地，可以试着邀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我以为一切就是如此简单。后来随着项目的推进，我才知道做视频项目需要做的协调和沟通工作有多少，而这对团队的协作能力要求有多高。难怪听到我们要做视频的决定，一些选择做音频的同学耸耸肩，对我们说：“嘿！你们可真有勇气！”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一个需要进行团队合作的项目。我过去是一名财经记者，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单打独斗的方式完成的，操作模式简单，但是效率奇高。我也习惯了在自由意志中奔跑，享受其中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工作方式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比较独断专行，不喜欢别人触碰自己的决定，尤其喜欢凡事自己做主。

我能不能把这种“固执”带到团队项目当中呢？此时我没有多想，一头钻进了和团队融合的过程中去。作为组里唯一的一个“老外”，我想我必须格外勤奋才行。

互联网时代，利用线上手段进行协同是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我们设立了Google Doc在线分享文档，然后通过群组邮箱进行项目讨论，所有的头脑风暴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虽然不是同时在线，但也聊得不亦乐乎。我也很快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一口气约到好几个采访对象。

为了更顺畅地沟通，我们小组决定每周举行一次碰面聚会。

每周的固定会议定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卡罗尔的家里进行。每个周日的早晨8点，我都是先买上一个圆形的桃子蛋糕，或者拎上一盒草莓，再坐N、Q、R线中的任意一辆地铁，赶往布鲁克林的南部地区。卡罗尔是一个高个子、略有一点强壮、梳着马尾、眼神坚定的女孩，年龄在30岁左右。因为她在学校的口述历史中心工作，我时常和她有一些接触，也见识了她工作时的高效。比如刚上学时，我会怯生生地跑到巴特勒图书馆8层向她咨询事情，我问：“卡罗尔，哥大到底有多少保存在后台的口述历史项目呀？”她会说：“请稍等，海涛。”然后在电脑上啪啪点击两下，旁边的打印机就会嗞嗞地吐出一张打印纸。所有保存在哥大的口述历史项目都会显示在这张A4纸上，清晰无比。

这时，卡罗尔从桌上的笔筒里娴熟地抽出一根铅笔，在其中几个项目那里唰唰地画几条线，然后对我说：“你看，所有的项目都在这了，我画线的这些是和中国有关的几个项目，它们是全中文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这里只有你懂中文，所以它们对你应该是一道大餐吧。”卡罗尔的麻利劲儿里带有一股“穿普拉达的女王”的范儿，常常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卡罗尔的家是一个可爱的两居室，有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客厅。墙上挂满了文艺的挂毯，显得十分温馨。每一次开会，我们的小组成员都会拎着一点食物陆陆续续到来，卡罗尔和我们每一个人拥抱一下，然后把我们带到她的厨房。

我们通常会在卡罗尔的小厨房里度过一段时光，小组成员站在那里聊天，看着她把调制好的松饼专用面浆倒进平底锅里，随着奶油色的面浆逐渐铺开，一股甜甜的香味开始在小小的厨房里蔓延开来，一个个小的薄饼就要出锅了。卡罗尔会用铲子把煎成金黄色的小饼盛在我们的盘子里，再帮我们一个一个浇上蜂蜜。我们一边分享着这种经典的美式早餐，一边热火朝天地谈天说地，整个团队嘻嘻哈哈，欢乐无比。在这种氛围下，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团队合作往往是一个天然的让你融入美国朋友圈的过程。因为要一起工作，大家自然要进行很多课上课下的交往，课堂的这种设置，让我真正走入了同学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建立了战友般的感情。

在欢乐的早餐结束后，我们来到了客厅，把话题转移到我们要做的项目上。卡罗尔此时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种领导人风范。在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担当起项目负责人的角色。她让我们每个人阐述自己对项目的看法，然后听听大家手头都有什么资源，最后进行一些工作分配。大将之风，显露无遗，这和她平时在工作中表现的风格十分相似。

在小组成员进行沟通之后，卡罗尔认为萨拉和森奈特在新闻学院的纪录片专业选过课，会拍摄，因此她分配这两个组员进行视频拍摄工作。卡罗尔承诺自己负责把哥大口述历史中心的一台松下摄像机借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双机拍摄了。其他的项目组员，比如我和森奈特，将负责采访对象的联系和统筹工作，我们会提前把手头的资源列出来，也会给每个组员分配1～2个采访对象。卡罗尔最后说，她会去订一个教室，协调采访对象到来的时间，同时负责背景布的购买事宜。

当技术与采访程序问题飞速解决之际，我心里暗暗赞叹我们小组的工作效率。但是就在此时，我们小组爆发了一场争论，主要的不同意见来自我。我根据自己的媒体经验，认为这次采访不能漫无目的地进行，要有一些提前设计。在我看来，漫无目的的采访缺乏连贯性，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将陷在资料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我对大家说：“既然我们最终呈现的是一个视频作品，那我们就需要提前进行主题设计。我们邀请的人虽然都和‘占领华尔街’有关系，但他们的背景非常分散，看起来并不聚焦。比如，他们有人是‘占领华尔街’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有人给‘占领华尔街’运动创作过主题歌，有人是媒体评论家。虽然是口述历史的采访，但我们可以先设计一些焦点问题，然后在关键时候，把这些焦点问题提出来，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后期编辑。”

我热情地发表了一通演说，本希望等来的是赞许和回应，然而，客厅里却是一阵该死的沉默。

卡罗尔接下来说：“海涛，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呢，口述采访原则就是不提前设计主题的，我们应该按照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执行采访，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提问，一直采访到他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干涉他们的口述内容，等到视频需要编辑的时候，我们再从每一个人的采访材料中，来进行归纳总结，看看有什么是参加‘占领华尔街’人的共性。我认为，作品的设计是在记录历史之后进行的。”

我说：“卡罗尔，你说的做法也许是对的，但是不太现实。那么多的采访，即使每一个人我们采访2个小时，到时候我们也会有至少12小时的资料啊。那是一片视频的汪洋，到时候我们看都看不过来，更不可能有效地提炼一个贯穿视频的主题了。我们现在要现实地完成一个视频作业，也要现实地预计自己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展现一个作品，就算按照口述的传统方法从出生开始顺序提问，也不妨碍我们先想一个我们想做的主题，然后在采访中穿插一两个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使以后的视频更有结构。”

我的说法再次遭到了大家的反对，森奈特开口了，她说：“我们都还没有采访呢，怎么会知道口述者口中会有怎样的主题呢？我们应该从口述者本身提供的材料出发，最后来总结出有意思的内容，而不是主题先行。”

我显得有些沮丧，说：“我就是担心到时候，我们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