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开端（1）

虽然腓力二世的贸易禁令本身并没有促使荷兰商人们去探索大西洋世界，即使他们确实为荷兰的跨大西洋扩张做出了贡献。从经济角度讲，释放这头荷兰雄狮的是荷兰内战导致的变化。荷兰南部的混乱、苦难，使许多人流离失所，逃到荷兰的北部，并带去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从而扩展了荷兰的经济基础。在安特卫普港被西班牙军队占领后，北部起义军封锁了斯海尔德河河道，将安特卫普隔绝于外。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因为安特卫普一向是从欧洲南部与伊比利亚半岛进口再分销商品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在哈布斯堡王朝贸易体系中的作用相对有限。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商品的主要起运地和目的地，那里交易的唯一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商品是盐。来自欧洲北部和东部海岸的货物经由阿姆斯特丹被运往荷兰其他地区，而装载货物的回程船则以相反的方向通过阿姆斯特丹。

在西班牙军队占领安特卫普的1585年，这一切都改变了。来自荷兰和泽兰两省的个体商人和商人协会试图通过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港口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来填补这一空白。南北之间的突然分裂使阿姆斯特丹的贸易量急剧增长，阿姆斯特丹的发展不仅损害了安特卫普港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泽兰港的利益。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商业扩张起飞之前已经活跃起来的绝大多数阿姆斯特丹商人继续投身于传统贸易，进口波罗的海的谷物，或与挪威和德意志做生意。但是一些老商人想要冒险与新兴的市场进行交易。作为北方远途贸易的开拓者，两拨外来者加入进来：荷兰南部的商人和“葡萄牙民族的男人们”，主要由新基督徒组成的群体。来自安特卫普和南部邻近地区的商人，在荷兰南部运转良好的国家间的贸易网中像齿轮一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人存在的意义还在于，他们中的一些商业银行家在赋予阿姆斯特丹以重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地位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16世纪90年代，当地的荷兰商人和来自荷兰南部的商人与俄罗斯、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尽管与西班牙、葡萄牙还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荷兰还是与它们建立了贸易联系。到1600年，阿姆斯特丹和泽兰港口在从葡萄牙进口盐和向其出口谷物的相关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荷兰人驾驶自己的船进入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引人注目的是，早期前往巴西、安哥拉和加勒比海的航行组织者属于控制了荷兰与俄罗斯贸易的那些佛兰德家族，包括默尼克斯、杜·穆兰以及范德克霍芬家族。

荷兰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鼓舞。葡萄牙的面积、人口和航海经验与荷兰相当，却在西非、巴西和印度洋上建立起了欧洲强国。许多荷兰人借助其水手的经验而登上了葡萄牙船进行学习与借鉴，而其他荷兰人则在印度——通常在果阿为葡萄牙人工作。还有一些荷兰人在被葡萄牙人囚禁或在巴西停留期间收集信息以了解当地经济的具体情况。迪里克·鲁伊特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618年在里约热内卢被葡萄牙人拘留，然后被转移到伯南布哥。在逃离那里两年半之后，鲁伊特斯汇集了各种葡萄牙与荷兰的信息，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指南手册——《海轮的火炬》。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葡萄牙的航海审查员曼努埃尔·德菲格雷多出版的指南，该书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出版。鲁伊特斯对德菲格雷多的作品进行了大量注释，并添加了自己以及其他熟悉大西洋的荷兰水手的观察结果。

在贸易方面，荷兰的扩张也以葡萄牙为其发展的原型。尽管荷兰商人在大西洋扩张的第一阶段就通过自己的船只进行贸易，但他们还是很快就开始在非洲和美洲的战略要地建立了贸易站。黄金海岸的穆里堡、哈得孙河上的新阿姆斯特丹以及圭亚那的许多小型贸易站都建立在工厂的基础上，它们在葡萄牙对印度洋的贸易中至关重要，相比依赖商船进行贸易更具有决定性优势。船只不再需要为了等待货物装满船舱而停泊数月，取而代之的是，当地的代理商在腹地与本地人进行易货贸易，以便抵港的船只很快就能装好货物离开。

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启发，他们还追随英格兰人的脚步——非常欣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私掠船队。一些水手参加了英格兰的跨大西洋远征，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的探险。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著作详细记录了西班牙的防御工事、人口数字和商业机会等，这些为荷兰人在更广阔天地中的贸易和战争计划提供了详细信息。在横渡大西洋和好望角海域的首次航行中，荷兰人还偏爱经验丰富的英格兰向导。但是，英格兰人无法为荷兰人提供海洋强国的模式。西班牙可能拥有可以明确复制的模式，但它从来没有对荷兰人产生吸引力——西班牙帝国坐拥广袤领土，这显然不是一个人口和资源短缺的国家能够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