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变与起义（2）

1654年，许多被拖欠薪水的士兵返乡，没有引发骚乱，暴力的幽灵逐渐退去。8月，在海牙，荷兰外交官利厄·范艾泽玛从与一位英格兰同事的谈话中觉察了公众的恐惧气氛：“这里有大量的士兵来自巴西，而且还会回来更多。这些人没有得到薪水，他们不满意，处于半野蛮状态。荷兰省已经许诺要提供4万荷兰盾为每位士兵发放2个月的薪水，为每位军官发放1个月的薪水。拿到钱后他们将被命令离开海牙——他们是被用来恐吓人的，并且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在有明显的骚乱和动荡倾向的地方。”

敌人的子弹或伏击虽然危险，但它们本就是军旅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战场之外，荷属大西洋上的士兵也过着悲惨的生活：食物奇缺且质量低劣，还经常变质；轻微的言行失检导致体罚是家常便饭。只有少数士兵可以设想超出他们目前军事契约的职业生涯，他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归属感，无论是对种族、宗教还是雇主。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自己信奉的天主教的土地上，对敌人的共同仇恨可能会激发破坏圣像的行为，虽然这并无实际用途，但确实突显了军队的团体精神。而这一点不容忽视。

在某种程度上，士兵和荷属大西洋上的水手们被放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为荷兰海洋帝国的执政不善付出代价的人。由于在大西洋沿岸驻军的无尽野心并没有稳定现金流的支撑，那些曾经帮助巩固和扩张荷兰海洋帝国的士兵很少得到报酬，并且食物供给不足。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在大西洋世界的主要地区，荷兰人轻易地投降了。毫无疑问，萨尔瓦多的部队战败与他们渴望与伊比利亚舰队进行谈判之间存在着关联。同样，荷兰士兵在罗安达向一支葡萄牙舰队投降也并非偶然。当时荷兰士兵抱怨粮食短缺，并且在服役期满后不愿继续服役。如果1648年6月29日从累西腓派往罗安达以帮助当地驻军抵御萨尔瓦多·科雷亚舰队的士兵们服从了这一命令，他们本来能够保住该殖民地。相反，他们接管了“忠诚的牧羊人号”船的控制权，并将其带到里约热内卢出售。因此，实际上，荷属罗安达并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援军支持就投降了。

士兵哗变也使荷兰丧失了在巴西海岸的海上地位。第一次士兵哗变发生在鹿特丹海军部装备的“海豚号”船上。食物匮乏已经夺走了病弱船员的生命，但上尉约布·福朗对船员们的这些抱怨充耳不闻。患上坏血病的人们大声叫嚷想在临死前吃顿饱饭。1649年5月29日，一群士兵抓住船只的方向盘，大喊他们已经服完了兵役，西印度公司的食物不能再吃了。他们航行回家，告诉当局他们的船由于风和海流而向北漂移太远，以至于无法返回累西腓。于是，荷兰人开始了从荷属巴西出发的海上迁徙。在年底到来之前，服役结束且依旧挨饿的水手们接管了7艘船，他们效仿“海豚号”的做法——无视上级的命令和殖民地高级议会的意见。维特·德维特也于1649年离开巴西，在联省议会让他自行其事后，他指挥2艘军舰回到了联合省。由于担心他的船进一步老化失修，并且船员们因饥饿发起暴动，这位将领认为没有理由再留在巴西。1652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2年前抵达的10艘军舰上的水手们哗变并返回家园。

和这些水手一样，伯南布哥的士兵也开始怠于自己的职责。因薪水不足，许多步兵宁愿在瓜拉拉皮斯关键的第一战中不与敌人交战。在那场战斗结束后占领了奥林达的350名士兵也没有与50名葡萄牙人交战。他们离开了要塞，进入了累西腓并大喊着要钱。在荷属巴西最终投降时，士兵再次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如陆军中将冯·朔佩在返回共和国后披露的那样。冯·朔佩被召集到联省议会，提交了一份解释他放弃荷属巴西的原因的报告：首先，缺乏常驻部队来管理要塞和保卫殖民地。其次，由于供给糟糕和被拖欠薪水，士兵们接连患病并且感到不情愿和绝望，以至于他们在葡萄牙舰队抵达时就直接宣称“救赎的时刻到了”。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救赎，他们要从暴政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荷属巴西的2位文职领导人，舒嫩堡和海克斯证实了上述说法。他们写道，在葡萄牙舰队出现时，他们听到士兵说看到了自己的救赎。他们可能并非奴隶，但在巴西和安哥拉的士兵们就像美洲其他不自由的团体一样渴望自由。英属尼维斯岛上的契约佣工以类似方式做出反应，就像1625年荷属巴西的士兵被迫加入西班牙舰队时的回应一样。这些契约佣工们没有武力抗争，而是呼喊着：“自由！快乐的自由！”伊比利亚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尽管士兵和水手们对于荷兰海洋帝国的扩张和防御至关重要，但他们不仅薪水低，还遭受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剥削与虐待。因被帝国当权者忽视，那些曾经捍卫荷属巴西的人最终拒绝参战。多年的空洞承诺早已让他们饱受摧残，遍体鳞伤，忍饥挨饿，于是他们放弃了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重要殖民地。一个政治帝国的建立因此注定走向失败，但是，一个商业帝国的确也因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