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1）

在美洲各地，荷兰殖民者和商人不仅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而且还买卖他们。在圭亚那的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的敌人那里购买本地奴隶，他们通常会把这些奴隶卖给沿海的欧洲人。在17世纪40年代，与西印度公司无关的荷兰商人开始将来自多米尼克的当地人和马拉尼昂的巴西舰长作为奴隶出售到加勒比。同年在巴巴多斯的英格兰人的情况也一样，这是一种间歇性的贸易，它是非洲奴隶贸易活动的补充。在殖民地成立的最初几年，似乎有相当数量的美洲印第安奴隶被运送到圣尤斯特歇斯岛，他们是由荷兰人和外国的走私者提供的。本地奴隶也从同一岛上输出。1642年，一些殖民者以友谊和贸易为幌子欺骗了81名当地居民上船。这些居民随即被绑架，然后可能被卖到了其他地方。

在官方层面，任何美洲本土居民都不能被强迫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他们应该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被管理。1636年8月23日，联省议会决定，该国的本地人“应不受干扰地享有自由；他们绝不应该成为奴隶，而是要与其他居民一起享有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他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律被统治”。但是，6年后，西印度公司确实授权，对那些向荷兰当地的盟友发动战争的美洲印第安人进行奴役。这些奴隶将被出售，或者为西印度公司服务7年。此外，在马拉尼昂，本土的奴隶被给予完全的行动自由。由此，缺乏非洲奴隶使得十九人委员会不得不继续奴役曾经为葡萄牙工作的奴隶。几个月之后，因为荷兰与美洲盟国就这项政策而关系紧张，于是十九人委员会撤回了这一决定。尽管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但马拉尼昂的许多印第安人仍处于准奴隶状态。

正如历史学家洛德韦克·胡尔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印第安人自愿工作与作为奴隶而工作的界限通常很难确定。尽管确切条件尚不清楚，但绝不是荷兰人在巴西雇用的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是奴隶。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在种植园砍伐木材、种植甘蔗、清理甘蔗地、驾驶马车和放牧牲畜。还有一些人是私人仆役，例如一个塔普亚男孩，他和荷兰军队的士兵彼得·汉森·哈伊斯特鲁普一起住了5年。荷兰战败后，哈伊斯特鲁普带他去了欧洲。这种仆人是否为正式奴隶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没有关于荷兰人在第一次伊索珀斯战争中俘获的10个俘虏的法律地位的信息——这些俘虏于1660年被从新尼德兰送往库拉索岛。在库拉索岛的拓荒期，西班牙战败后留在岛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也为荷兰人工作，但人数不多。1640年，1名本土岛民在加拉加斯被西班牙当局盘问时透露说，该岛上有10名男子在荷兰的堡垒里工作，另外12人负责割草、搬运草来喂荷兰人的马匹，还有2名女性帮助种植蔬菜。

荷兰的2个殖民地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苏里南在17世纪确实实行了大规模的本土奴隶制度。到1665年，斯塔提亚已是400多名本土奴隶的家园。47名早期荷属苏里南的居民们估计，1671年苏里南殖民地共有500名被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奴隶，他们都是英格兰殖民时期的遗产。在1684年这一数字迅速下降到106，部分原因是移居巴巴多斯的英格兰殖民者强行带走了本地人。直到18世纪，苏里南的本土奴隶制才逐渐消失。

荷兰人开始奴役美洲印第安人之前，已经在印度洋积累了建立奴隶制度的经验。但是，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较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1618年，在爪哇岛的荷兰总部居住着不超过70名奴隶。几年之内，这个数字就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在1622年至1623年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运来1,900名奴隶之后。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对奴隶也并不陌生，葡萄牙人经常带着他们的非洲奴隶经过这里。例如，一个5岁男孩在罗安达被购买后，于1618年前后到达这座城市。他受洗，被给予教名为安东尼奥，并由其主人加斯帕尔·阿丰索·马特尔教他背诵《主祷文》和《圣母经》。大约1年后，2人前往巴西。同样，安东尼奥·亨利克斯·阿尔文在1626年与8名奴隶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几个月，此前这些奴隶被从巴西驶往葡萄牙的荷兰私掠船俘获。1614年，针对葡裔犹太人群体的规定中也提到了俘虏，声称为“非我们国家的奴隶、仆人和犹太女孩”留出一块单独的墓地。然而，在17世纪下半叶，奴隶制似乎已从犹太居民区消失了。于1654年打算离开巴西搬到巴巴多斯的一名商人的奴隶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义务为主人服务后，希望留在阿姆斯特丹。来自西班牙的犹太居民亚伯拉罕·伊达尼亚，在给一位西班牙朋友的信中证实，在阿姆斯特丹，自由是普遍的：“奴隶制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来到这里的奴隶都会立即被释放。从巴西和其他地区来的许多黑人都在这里工作赚钱。”尽管如此，即使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中的奴隶制可能已经消失了，但至少还有一个“奴隶”仍留在这座城市，那就是基督教教徒的财产。1694年，在非洲人的要求下，洛伦斯·德拉西埃的遗孀阿莱塔·范胡图因释放了18岁的扬·皮克·范安哥拉，这名奴隶服侍了她出生在巴西的丈夫许多年。

在荷兰殖民美洲的早期阶段，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受到种族等级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切萨皮克的英属殖民地在起步时期相对轻松的互动关系一样，当时非洲人很少，黑人与契约仆役及其主人一起种植烟草。例如，简单的善意举动就标志着荷兰船员与新世界的黑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位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短暂雇用了5名黑人的船长打算按照对方的意愿让他们在托尔图加岛上岸。但是当他们担心在那里找不到食物而改变主意时，这位船长出于同情，将他们带到了阿姆斯特丹。在新尼德兰，出现在法庭上的奴隶与白人嫌疑犯的待遇相同。他们甚至可以起诉自由人。在殖民地黑人民兵中服役的一群奴隶为争取“半自由”进行谈判：以每年支付的赔偿金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自由，而他们的孩子则继续作为奴隶为西印度公司服务。尽管如此，荷兰当局还是挫败了白人和黑人试图融合的尝试。在给库拉索岛首任总督的指示中，西印度公司的权威人士不赞成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性接触，尽管基督教教徒被准许与受洗的非洲人结婚。新尼德兰的白人也不被允许与美洲印第安人或黑人有性接触。

在荷属萨尔瓦多的黑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本地的仆人，其法律地位并不总是很清楚。这些非洲人被命令执行危险的任务，例如从被围困的城市冒险采购木薯、香蕉、橙子、菠萝和其他水果。身体强壮的男性被纳入荷兰军队，且在武装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荷兰投降时，伊比利亚人统计发现其中共有2,000名欧洲士兵和590名黑人。1630年，当荷兰人在伯南布哥建立据点时，700名黑人中有500名加入了他们。军方领导人决定利用这些男人来帮助建立堡垒与敌人作战，并以其他方式支持战争。在持续的敌对行动造成的混乱中，许多黑人在接下来的5年中纷纷逃走，到1645年至1646年，西印度公司的军队中仅剩下259名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