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改变的。虽然纸张与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但真正被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

进入19世纪，造纸术和印刷术再次回到中国，从西方造纸技术到西方石印、油印、铅印技术，一场由技术和观念引发的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革新，彻底改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既有格局。

1619年，耶稣会士金尼阁从欧洲带着7000部印刷书来到澳门；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书最后进入中国者仅十之一二，只有极个别被译为汉语。

两个世纪之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第一次将《圣经》译成汉语。此外，他还编撰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他也是对汉字进行现代铅字印刷的第一人。

古老的汉字正是在这批“洋人”的努力下，第一次走上了机械化印刷的道路。在此前一个世纪，一位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为教外国人学习汉字，而被清政府处死。

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专门印刷和出版书籍的机构——墨海书馆。曾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报人王韬回忆初去书馆的情景：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

马礼逊出生于澳大利亚，喜欢一个人旅行，他来到中国后，几乎走遍了所有省份。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马礼逊单身一人，甚至没有携带武器，他只会一点儿中国话，但所到之处，却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这让他逐渐摒弃了之前的成见，对中国人表现出无限的同情和感激。

自1897年起，马礼逊出任伦敦《泰晤士报》首任驻华记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马礼逊开始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并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因为马礼逊图书馆，王府井大街又被西方人称为马礼逊大街。

斯宾格勒说，宗教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在征服、制约、否定和破坏存在时的觉醒概念。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也没有宗教战争，但马礼逊如同当年的谷登堡，同样引发了一场革命。

作为马礼逊的助手和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编写的新教小册子《劝世良言》让落魄秀才洪秀全如获至宝，“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发端。

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用拉丁字母编制了温州方言拼音文字，并将《圣经》翻译为温州方言；他翻译的《论语》英文译本被印刷了三十多版。

面对数量巨大的汉字和浩如烟海的古籍，活字铅印在短时期内并未发挥作用，反倒是石印术恰逢其时。这种无须雕版却能保持古籍原版的快速影印技术风靡一时。“以西法石印留真，流传古籍，一无讹误。商利既厚，教学尤便。因集股购机械以为之。”

因为制版成本低，石印书一改中国传统印刷书品种的局限，上自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下至士子应试、干禄之所需，凡数万种，尤其是汗牛充栋的大部头著作和罕见珍本，以其丰富的内容和低廉的价格，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石印设备并不复杂，但基本进口自英国和法国，甚至连石板也不例外。

洋务运动期间，传教士丁韪良、艾约瑟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期刊，即《中西闻见录》，致力于推介西方科技。印刷机械化使书的形式和内容都悄然改变，传统的手工线装书逐渐被钉装和胶装取代。

大航海时期的西班牙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所用文字为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唯独没有中文；咸丰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所用文字为俄文、蒙文和满文，依然没有中文；到了宣统三年，清朝与俄国签订《满洲里界约》时，所用文字为俄文和中文，没有拉丁文，没有蒙文，也没有满文。

从文字这一细节上看，中国历史翻开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