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

货币的历史要比银行的历史悠久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银行的出现与纸币的发明有一定关系。

中国人不仅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也最早使用纸币。在北宋时期，朝廷正式发行“交子”这种纸币，但在缺乏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单纯的纸币并不足以支撑起当时的经济发展。

宋朝时，中国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王安石以金融管制进行变法，试图以信用借贷来刺激经济增长，最后却流于失败。

黄仁宇指出，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国家财政要想商业化，金融管制和方式就必须到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

在纸币发明之前，人类社会常常以贵金属作为货币。因为在古代社会，金属天然就具有珍稀性，尤其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用马克思的说法，它们天生就是货币。

为了寻找黄金，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欧洲从此走上历史的中央舞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欧各国群雄争霸，轮番登场，除了传统的奴隶贸易，来自美洲的金银成为欧洲得以兴起的最大原始资本。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1500年到180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从新大陆获取的金银，美洲殖民地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铺垫。

据一些西方经济史学家统计，自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到10000吨左右，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按照东印度公司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至少有5亿银元流入中国，这些外国银元价值约合1亿英镑。

明清时期的中国依靠出口高附加值的商品，如丝、瓷、茶，以换取大量贵重金属，这种白银逆差难免引起欧洲重商主义政府的不满和愤怒。

1811——1826年间，作为白银最大产地的西属美洲爆发独立运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白银短缺，英国以鸦片贸易来冲兑巨额茶叶贸易，输华的白银随之骤减，甚至出现白银倒流。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因为鸦片，不如说是因为白银。鸦片贸易使清政府国库储备的白银从1793年的7000万两，骤减到1820年的1000万两。

当初大量白银的流入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得以完善，后来白银的流出则使之濒临崩溃，从而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鸦片战争之后，价值低、重量大、品种杂的铜钱作为货币已经被边缘化。“番银自嘉庆时入中国，其初每钱值六七百文，道光间盛行，公私出入，非此不济，值亦渐长至千二三百文。”晚清时期的鸦片贸易和对外赔款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钱贱银昂，商民交困”。1782——1832年间，人均税赋翻了一番。1851年，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

早在后母戊鼎时代，中国在铸造技术上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后的三千年间，大量生产的铸钱一直是中国铸造业的代表作。据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五年至汉平帝元始中，就铸五铢钱280多亿枚；清顺治时每年的铸钱量有200万缗，即将近20亿枚。

虽然传统的铸币过程从生产组织到分工协作都极其严密，但始终都停留在手工场的水平，铸币质量也参差不齐。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币制的紊乱情形，实为西方各国所未有。

中国的金属货币基本都是以重量代表其价值，特别是金银类贵金属，块状、饼状，还是条状并不重要。

中国古代铸币主要采用钱范或母钱翻砂铸造，是浇铸而不是冲压的，所以每一枚都需要以手工修边。

西方传统上采用机械冲压铸币，可以压铸出非常精细标准的钱币，后来发明了辊轧机和螺旋式冲床，基本实现了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法令：“所有铸币应当尽可能地以机器铸造，其边缘应饰以纹理和文字。”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期间，对铸币的标准化进行了多项改进，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八倍。

一个世纪后，瓦特为伯明翰的皇家造币厂专门设计了蒸汽动力冲床，可直接用新图案替换原图案。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新式铸币机所到之处，便会迅速改写其货币体系。

机器压铸的外国银币，无论成色还是重量都非常统一，而中国银锭每次交易都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因此后者逐渐被前者淘汰。特别是墨西哥制造的西班牙银元最受欢迎。

道光时期，西方银元已经成为中国官方认可的货币，被各省用来缴纳赋税。

清政府虽然提供地方使用的通货，也规定了银锭的形式和重量，但是它对前朝货币的放任流通，对国内或国外私币以及私人发行的银、钱票未予管制，这都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货币主权的概念。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伯明翰引进冲床和技术人员，设立广东造币厂，开始铸造法定银元“龙洋”。1893年，张之洞又开办湖北银元局。在铸造银币的同时，他还发行了与银两等价的纸币。考虑到印刷质量和防伪，这100万元纸币全部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制。

虽然林则徐最早提出铸造银元，但对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张之洞无疑是最具有开创精神的政治家。“机器铸钱，制精工速”，各省纷纷效仿，引进制币机器；一时银元供应过剩，且品种杂乱，导致“龙洋”反不如“鹰洋”通用。1911年时，在中国流通的“鹰洋”有将近5亿元。

这种混乱直到1914年被标准的“袁头币”统一。根据《国币条例》，“一元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与此同时，标准化的机铸铜元也取代了古老的铜钱。

随着西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推行，国际市场白银价格大跌。从1890年到1911年，中国白银兑美元的比价下跌了一半，白银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