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救不了世俗化

当一个国家世俗化没有完成时，其余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变味儿，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即便想实现民主，依然有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宗教，而导致利用民主规则将宗教强加给社会。

这一点，就像当初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上台，希特勒虽然完全敌视共和国，但他却是利用共和国合法的宪法规则而上台的，是德国人民最终在他的蛊惑下，通过选举让他上了台。只是上台之后，他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了共和国体系，从而建立了极权国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保守势力都试图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利用合法规则上台，再利用权力摧毁这个规则本身，达到长期控制国家的目的。

2014年5月，埃及人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个军人塞西作为总统，并授予他巨大的权力，让他几乎拥有了独裁的力量。

而在三年前的2011年，埃及人刚刚推翻了另一位独裁者穆巴拉克，将这位独裁者关进了铁笼子进行审判。在不到一年前的2013年，埃及人行使了真正的民主权力，选择了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并欢庆埃及进入了民主时代。可是，不到一年后，正是国防部长塞西组织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埃及人应该为了挽救民主而反对发动政变的塞西，不想许多埃及人不仅赞同推翻穆尔西，还支持塞西担任总统。

于是，经过了三年的颠簸，埃及人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又行使民主权利选择了穆尔西，最后又欢呼着欢迎另一位军人塞西推翻了民选总统，让埃及再次回归了强人统治。埃及的政局在绕了三年的大弯之后，又回到了三年前。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呢？其最重要的秘密就在于埃及是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社会，而强人政治虽然有独裁的一面，却又代表着世俗化的方向。

在1952年之前，埃及是一个君主国，这个君主国的国王也试图进行改革，并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却由于国内保守势力足够强大，加上国王本人奢侈浪费导致国家的破产，一直无法完成改革任务。

到了1952年，埃及人终于等不及国王的改革了，一群军官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和当年的土耳其一样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思路，在社会上引入了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大力打击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得足够长，就可以完成世俗化的重任。但不幸的是，纳赛尔在经济上却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而在外交上则强硬无比，与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国家硬碰硬，并和新生国家以色列（也是邻国）成了世仇。埃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严重恶化，经济的衰退使得纳赛尔无法将改革成果持久化。

纳赛尔没有完成世俗化任务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萨达特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只能在世俗化政策上向后撤退，在外交和经济上也不再激进。他的政策纯粹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但依然无法平衡国内各个势力，最终萨达特被刺杀身亡。

继承萨达特的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此时的埃及已经不再稳定，必须靠一个强力总统将国家强行捏合在一起。穆巴拉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他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作为交换，在经济上他默许了私有制的发展，这让富裕阶层都拥护他，但这也让他成了腐败的象征。

而在社会上，穆巴拉克是一个世俗派，在他的领导下，埃及依然坚持着世俗化方向。可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像纳赛尔那样强硬，在事实上他又默许了各种宗教势力的继续存在，无法做到彻底清除宗教对社会的控制。

正是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底层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宗教潮流：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最初它只是一个类似于慈善机构的组织，与天主教举办的各种慈善组织区别不大。它们扎根于贫穷地区，为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医药和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又主要根植于《古兰经》，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激进主义色彩。

兄弟会从纳赛尔时期就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然而它又在历代总统的统治下都幸存了下来，甚至发扬光大。这得益于虽然总统们都热衷于实行世俗化，打击兄弟会，可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缺乏关怀和帮助，底层人民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只能在兄弟会处获得帮助。

到了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却又足够发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走出了国门，传染了周边阿拉伯的大部分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本身还算不上武装化激进组织，但从兄弟会这个母体中，又分裂出若干极端分支，不管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都曾经从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中汲取了营养，甚至有的团体直接来自兄弟会。

当穆斯林兄弟会致力满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时，代表了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却在30年的执政中变得越来越腐败，失去了民心。

到了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一个小贩由于受到了政府不公正的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国的革命。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对于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一般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

对于埃及来说，突尼斯小贩之死很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在埃及，警察同样粗暴和不公，甚至比突尼斯还严重。最初只是少数人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不想这一天的抗议迅速扩大，变成了全国性的声讨。

人们更没有想到，存在了30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最初穆巴拉克想对抗议进行武力镇压，但他发现社会抗议的规模太大，选择了一定的妥协，不仅任命了新总理，还承诺进行改革，并表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独裁者的软弱让人们更加兴奋，于是，到了2月11日，埃及军方表示不再支持穆巴拉克，这位统治了埃及30年的强人倒台了。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军方采取了配合的态度，赞同在未来实行民主制，并制定了民主化的路线图，规定了在未来两年内进行选举，制定宪法。可以说，到这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善意，希望埃及的未来走向光明。但一个社会却并非是善意就可以维持的。

人们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主要是年轻人所代表的智识阶层，但是，这些人都过于年轻，他们善于搞街头运动，却不善于组织选举，对治理国家更是一窍不通。很快，这些“倒穆运动”的主力军就在选举政治中靠边站了。

能够有效组织进行选举的只剩下两方势力，一方是穆巴拉克所代表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虽然促成了穆巴拉克的下台，但是，对于埃及社会的方向却有着共识，那就是埃及必须走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能退回到宗教社会去。这些精英阶层由于长期执政，对于政治组织也很有经验。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穆巴拉克切割，因为人们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太腐败了，所有参与者都不是无罪的。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有着无数的缺陷，但都是希望将国家治理好的。

除了这一方之外，另一方就是底层人民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在埃及的社会中更受欢迎，不管是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是有文化的青年人，因为这些青年人在年幼时大都受过兄弟会的帮助。可是，兄弟会也有一个大缺陷，这个组织是和宗教势力相联系的，它们虽然不提倡暴力，却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让埃及回归到一个宗教社会，人们不是受到世俗法律的制约，而是受到《古兰经》条文的指导，世界也不再是进化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所谓总统也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必须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而这个组织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势力，与现代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到了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就表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当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席位。第二年总统大选，精英阶层依然不甘心将权力拱手相让，推出了原穆巴拉克政府的总理沙菲克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对决。沙菲克虽然出自穆巴拉克政府，但为人正直，经验丰富，依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和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却以微弱优势失败。这样，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就上台了。

回头来看，穆尔西的上台的确是合法的。埃及2013年的选举具有普遍性，也是透明和公平的，埃及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街投出自己的选票，也正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之前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在埃及的底层社会，让它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它的上台的确反映了当时的民意。

然而，依靠民主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就真的能够代表现代化的潮流吗？事实上，它首先想解决的反而是埃及的世俗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埃及过于世俗化，背离了安拉，这才是埃及衰弱和不公的所在。

在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由于革命造成的混乱，已经跌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导致原本每年6—7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都在数百埃镑（当时埃镑与人民币汇率大约为1∶1，两年后埃镑贬值为1∶2.6），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且非常不稳定。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决定他能否长期执政的是经济，他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恢复，埃及才能稳定下来。

但不幸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却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等诸多问题。他们的执政目标根本就不在经济上，而是放在了政治斗争上。

为了长期执政，穆尔西政府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穆尔西解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代表，试图抓住军队的控制权，不想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更麻烦的是，一上台，穆尔西就以将埃及宗教化作为己任，试图废除埃及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将教法的内容加入宪法，以取代世俗性法律。用宗教取代世俗，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司法和立法体系，于是穆尔西又将手伸进了司法和立法环节，让曾经欢呼他上台的人们开始担心埃及会变成另一个塔利班。

经过一年的执政，许多埃及人都已经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不会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会将埃及仅存的世俗化成果破坏掉，将埃及在20世纪的发展归零。到这时，不管是军方还是精英阶层，都已经开始讨论怎样才能让穆尔西下台了。

但是，由于民主选举的神话，穆尔西又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他们见证了埃及的民主选举，相信穆尔西的确是合法上台的，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穆尔西不应该随便下台。他们依然指望穆尔西能够信守承诺，带动埃及的发展。而事实上，埃及却距离发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2013年6月，为了应付越来越失控的局面，穆尔西决定免除埃及的17名省长，以此来对付他的反对者。这次明显违宪的举动终于让人们不再沉默，于是埃及又爆发了被称作“6月30日革命”的第二次革命。

一年前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希望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下台，并提前举行大选。这次革命中，人们组织了敦促穆尔西下台的签名活动，一共收集到了2200万埃及人的签名，相当于埃及总人口的14还多。

革命的收场，是穆尔西亲自任命的国防部长塞西宣布接管权力，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穆尔西赶下了台。于是，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民主政府失败了。埃及经过了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又通过选举，将强人塞西选为总统。塞西的执政风格再次回到了穆巴拉克的轨道上，以强权压制反抗，但是，至少在军方的领导下，埃及没有完全滑入原教旨之中，穆斯林兄弟会把埃及带入宗教社会的企图失败了。

通过埃及革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国家，即便实行民主制，依然无法打破传统带来的束缚，在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领导下，很有可能会倒退回与世为敌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局。除了埃及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也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最终选择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班牙，激进的左派政府也是在选举中上台的，他们立刻实行了激进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以至于自由派不得不聚集在极端右派佛朗哥将军的旗下，用暴力将激进派政府击碎。之后，佛朗哥将军又实行了数十年的独裁。与西班牙类似的还有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左派的阿连德依靠选举上台，之后立刻采取了“推翻桌子”的激进改革，如果不是皮诺切特用暴力回应了阿连德，那么智利也将陷入泥沼无法自拔。

与埃及类似的还有伊朗和阿富汗，这两者都通过革命或者内战，拥护了极端宗教保守派的上台。随后，那些曾经拥护新政权的人们，却发现已经摆脱不掉新政权的压榨了，从而将国家彻底带入了原教旨的轨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