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条上利害（2）
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也有李敬业、裴炎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识时务，溜须拍马，所以“四方争言符瑞”。但是陈子昂却并不如此。垂拱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武则天召见陈子昂，赐其纸笔，命他“言天下利害”，也就是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陈子昂如他在《答洛阳主人》诗中所说，“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没有说些无关痛痒或武则天爱听的谄媚之言，而是激扬文字写下了《上军国利害事》，切实指出了目前朝政存在的三大时弊。
陈子昂第一条谈的是“出使”问题。其时，武则天曾下诏派遣使臣巡察天下诸州。陈子昂认为，使臣人选应该满足“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仁爱足以存恤孤惸，贤明足以进拔幽滞，刚直足以不避强御，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的条件，才能起到考察地方官员、知晓民间疾苦的作用。武则天派遣使臣的目的是好的，但由于对出使一事的重视不够，因此“不选人”，任非其人，导致“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不但无功，反而干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使臣“愈出而天下愈弊”，使臣“弥多而天下弥不宁”。这是陈子昂在家乡时的亲身经历，所以他深切知道其中的弊病。陈子昂建议武则天召集朝廷百官，推选德高望重之人作为使臣，并且以崇高的礼节表示对“出使”一事之重视，很快就能产生应有的效果：“陛下圣教，不旬月之间，天下家见而户习也。”
陈子昂第二条谈的是“牧宰”问题。这一条，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第四节提到过。陈子昂认为，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是朝政落实的关键，如果地方官员不得其人，朝廷虽然“布德泽，下明诏”，百姓却因为地方官员的贪暴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百姓无法知晓朝廷的盛德眷顾，他们只会以为天子的政令就是如此，所以会对朝廷产生怨恨。“自有国来，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因此陈子昂建议武则天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与贤明的宰相一道拿出对策，“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
陈子昂第三条谈的是“人机”问题。陈子昂提醒武则天，天下百姓尚不能安居乐业，而造成百姓不安的主要原因乃是频繁地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他说：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在此之前，唐军曾与吐蕃军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高宗咸亨元年大非川之战，吐蕃军队大败唐军；仪凤三年，唐军与吐蕃军在青海展开激战，又一次惨败。陈子昂本着“遂事不谏，当复何言”的原则，直截了当地批评说：“国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国之众，半天下受其弊。”陈子昂说目前边境之战停了大概半年，百姓得到休息，“人心稍安”。而现在之所以要向武则天提出这个问题，“更论天下之危机”，是想提醒武则天不要听信“贪夷狄之利”的将相的话，不要“以广地强武为威，谋动甲兵以事边塞”。现在看来，陈子昂的忧虑是对的。几乎与陈子昂写这篇谏书同时，武则天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讨伐突厥。陈子昂写谏书时是否知道此事或直接针对此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恰好在这个时候向武则天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逆龙鳞”了。陈子昂还告诫武则天应该记取隋炀帝“北讨胡貊，东伐辽人。于是天下百姓穷困，人不堪命，机动祸构，遂丧天下”的教训。他认为，只要实行较为宽松的仁政，“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周边少数民族“自知中国有圣人，重译而入贡”，就能不战而屈。
从以上三条我们可以看出，陈子昂论述的核心还是“安人”，这三条关系“军国利害”的谏言都是站在“安人”的角度提出的。他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中深切认识到：“夫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而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也。”这一点认识，也是基于其“先本人情而后化之”的总纲而提出来的。千年后康熙皇帝在读了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事》后就明确指出：“论事简当，不涉枝蔓。百姓安则乐生，不安则轻生，洞达人情，可谓经国之言。”陈子昂提出的“出使”“牧宰”是官吏选用问题，“人机”是边疆战争问题，这二者都在我们上节所讲的《谏政理书》中出现过：“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兴廉，以除天下之贪吏。”只不过陈子昂现在从“安人”的核心政治主张、“先本人情而后化之”的总纲出发，讲得更加翔实具体。时间不过一年有余，谏书不过两篇，我们已经能看出陈子昂政治思想的核心、总纲、延续与发展。
是的，陈子昂的形象会随着本传的展开而越来越丰满。现在的陈子昂，虽然在《上军国利害事》中谈到了战争的问题，但他自己实际上并未真正上过战场。他之所以反对与吐蕃、突厥作战，主要还是以“安人”的政治主张为根基，同情百姓，做一些书生之谈罢了。而就在下一年，垂拱二年春，陈子昂第一次负剑北征，亲历军旅生活。那么，曾经“驰侠使气”，后又成为一介书生的陈子昂，其军旅生活究竟如何？在“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后，陈子昂的思想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在下一节中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