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节 措刑用贤（1）
我们在本章第二节讲到过武则天改元光宅后的扬州叛乱以及由此引发的酷吏之祸。武则天猜忌臣下，宠信酷吏，利用告密，罗织罪名，制造恐怖，宰相大臣屡遭告密者诬陷迫害。陈子昂亲见亲闻这些事情，遂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心中的愤怒，通过咏史、咏物的方式，曲折地揭露武则天的酷吏政治。如其《感遇》云：
蜻蛉游天地，与物本无患。飞飞未能去，黄雀来相干。
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
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
陈子昂开篇四句以蜻蜓、黄雀的寓言，隐喻本来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人莫名遭到迫害。后面八句，则是叙述穰侯的故事：穰侯原名魏冉，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其时昭王年少，太后专权，故魏冉得以重用，把持朝政，封于穰地，号曰穰侯；穰侯权势熏天，朝中诸臣均不敢有异言；后来作为布衣的范雎劝谏秦昭王，一席话触动了昭王，于是废太后、逐穰侯，范雎也因此被拜为丞相。陈子昂讲穰侯的故事，并非说反对正在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结合蜻蜓、黄雀的寓言来看，他所反对的是武则天宠幸酷吏，迫害无辜之人。同时，范雎成为他的榜样。所以，垂拱四年五月以前，陈子昂以“不避汤镬之罪”的无畏精神，“以蝼蚁之命，轻触宸颜”，献上了一份反对滥刑的《谏用刑书》。
在《谏用刑书》中，陈子昂首先肯定了刑罚的必要性。但相比“仁义”“权智”，刑罚只是最末的、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
且臣闻刑者政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整乱，不得已而用之。
我们在本传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过，“质”与“文”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本末关系；其实本末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是十分常见的，这里讲到的“仁义”“权智”“刑罚”，也是明显的本末关系。所以，陈子昂认为，武则天“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那么，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刑罚呢？就是在处理李敬业这种“敢谋乱常”的“逆党”时，对这种“法合诛屠”之人施以刑罚，是“顺天行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因此“大开诏狱，重设严刑”，与逆党有关之人皆被牵连进来，“穷捕考训，枝叶蟠拏”，弄得“朝廷偟偟，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就是在滥用不必要的刑罚了。陈子昂如实地揭露了当时冤假错案的严重性：“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究，百无一实。”被冤枉者如此之多，全是大搞逼供刑讯，不断株连的结果。
陈子昂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则天重设严刑的动机是“冀以惩创观于天下”，目的在于用刑杀威慑群臣，加强自己的统治。在镇压李敬业等人党羽时，由于株连过甚，人心惶恐不安，为了缓和矛盾，武则天曾下令不要株连太广，以示宽怀。这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时人获泰，谓生再造”。但是没过多久，又仍其旧，“比者刑狱纷纷复起”。武则天在临朝称制时改元光宅，是取《尚书·尧典序》中“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之意，以示其将发扬尧舜之道治理国家；几年前改元垂拱，也是取《尚书·武成》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之意，以显其仁政。但现在这种宠信酷吏、滥用刑罚的行为，“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吊人之意也”；而武则天表示宽怀的政令也是朝令夕改，“使前者之诏不信于人”。陈子昂分析了隋炀帝的历史教训：隋炀帝“穷毒威武”，致使杨玄感造反；杨玄感之失败，在于“蒸人之心，犹望乐业”，普通百姓不希望天下大乱；隋炀帝不明白此理，以为“元恶既诛，天下无巨猾也，皇极之任，可以刑罚理之”，因此“专行屠戮，大穷党与”，天下之人于是奋起反抗，以至于隋朝灭亡。陈子昂希望武则天汲取隋炀帝的教训，不要继续“专任刑杀”。
以上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进行分析。陈子昂还从酷吏和百姓两个角度对滥刑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陈子昂指出，武则天对这些不识大体的“刀笔之吏”“屈法容之”。他们断案主要是抢时间、看严重性，而不是看是否符合事实；他们以深文周纳的手段陷害好人，却被称为最公正的人，就连皇帝“亦谓其奉法”。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利在杀人，害在平恕”的局面，从而鼓励了酷吏的行为，也扭曲了酷吏的价值观。因为他们其实并非喜欢杀人，只是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陈子昂说，“人情莫不自爱其身”，所以酷吏肯定会因趋利避害而滥刑，“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也就不可避免。
从百姓层面而言，陈子昂指出“人安则乐生，危则思变”。陈子昂以汉武帝时“巫蛊之祸”致使戾太子刘据兵乱的历史教训劝谏武则天要“恤刑”——“巫蛊之祸”我们已在本传第二章第三节讲到过，这里不再重述。陈子昂提醒说：“倘大狱未休，支党日广，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所谓“人情之变”，就是百姓因为恐惧而产生叛乱。而且，这不是“巫蛊之祸”的特殊现象，他说：“臣窃以此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下逮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现在北胡西戎连年侵扰，“兵革相屠，向历十载”，又加上“大兵之后，屡遭凶年”，所以“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扬州叛乱之所以能很快平息，正是因为百姓所思所盼者，是安居乐业。如果这时候“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以不得已而用于“禁暴整乱”的刑罚治理欲安居乐业的人民，绝非“适变随时”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