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节 带官归里（1）
万岁通天二年七月，陈子昂回到洛阳，依旧担任右拾遗一职。本年九月，改元神功。次年正月，改元圣历。从回到洛阳，到圣历元年五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陈子昂默默无闻，几乎没有给朝廷上任何谏书——至少从现存的《陈子昂集》来看是这样。他变得比二次北征前更加消沉。
圣历元年春末，陈子昂好友杜审言由洛阳县丞贬为吉州司户。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朝臣的排挤，应该是其被贬的重要原因。杜审言“恃才謇傲”是出了名的，他临死之时，告诉来看望他的宋之问等人说：“我活着的时候，在文学创作方面总是压着你们出不了头。现在我要死了，你们可以高兴了。只是可惜啊，我还没有见到真正能够顶替我的人。”如此狂傲的性格，在官场上肯定是混不下去的。但真心朋友是能够理解他这种狂傲的，并为其才高位卑而感到惋惜。杜审言此次被贬离开洛阳之前，陈子昂与一众朋友一起为他饯行，“杜君乃挟琴起舞，抗首高歌”，众人皆“赋诗以赠”，并由陈子昂写了《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子昂在开篇即感慨说：
昔有耕于岩石，而名动京师；词感帝王，乃位卑武骑。夫岂不遭昌运哉？盖时命不齐，奇偶有数。当用贤之世，贾谊窜于长沙；居好文之朝，崔骃放于辽海。
陈子昂接连用了四个典故：郑子真坚守其志向，躬耕于岩石之下，而其声名远播，京师震动；司马相如所写辞赋感动了汉武帝，但其未遇汉武帝之前，“不好辞赋”的汉景帝仅授予其武骑常侍的职位；身处“用贤之世”的贾谊，竟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遇到了“雅好文章”的汉章帝，但崔骃也没有逃过远谪辽海的命运。这四个典故，主人公都是才高位卑、才位不符。陈子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一切都是命运。所谓“时命不齐”，就是王勃所说的“时运不齐”，意即命运不好；所谓“奇偶有数”，意即一切都是先定的，不可改变的。陈子昂接着介绍了杜审言的情况：
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
陈子昂极力夸赞杜审言的才华，认为杜审言的成就远远超过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所谓的“建安七子”，更是打倒了何逊、王融、沈约、谢朓等齐梁诗人。可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扭转文风的人，却“载笔下寮，三十余载”，长期得不到朝廷的重视。现在，更是因其如桓谭般“非圣无法”的狂傲，就将其贬到地方上去。陈子昂为此深感不平。但也如其开篇所说，陈子昂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将这种贬谪归因于命运的不公。
杜审言离开后不久，释法成、司马承祯、卢藏用、魏元忠、陆余庆、孟琛、王适、宋之问、崔璩等人怀念故友赵贞固。众人因陈子昂与赵贞固交游最久，便让陈子昂为之撰写碑文。陈子昂撰写了《昭夷子赵氏碑》，后来《新唐书·赵贞固传》即摘录此碑文而成。在碑文中，陈子昂描述了赵贞固才高位卑的情形，随后感慨道：
吾尝论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也夫！於戏！名闻天下而不达于堂上，智周万物而不适乎一人也，其时欤？其事欤？
陈子昂什么时候论述过“人事”，“人事”之成败到底与哪十项因素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也是陈子昂写作的高明之处。他告诉我们“人事有十”，赵贞固已经满足其中九项，又不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九项。因为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不至者，命也夫”。如果命运不给人机会，其他所有条件都具备，又有什么用呢？“君得其九”，最后都会败给“一不至者，命也夫”。
看来，二次北征回朝后的陈子昂，对于功名成败之事的看法，已经完全陷入宿命论的黑洞中出不来了。多次挫败，尤其是入狱和北征受到武攸宜轻视，使他对朝政彻底失去信心，只能相信一切皆是命运的安排。这在他不久后写给朋友韦虚己的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命之不来也，圣人犹无可奈何，况于贤者哉！仆尝窃不自量，谓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乃令人惭愧悔赧，不自知大笑颠蹶，怪其所以者尔。虚己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属病不得面谈，书以述言。子昂白。
陈子昂在信的开篇即感叹了对命运的无奈。他说，他曾经以为人力可以改变一切，因此将自己的所见所思，都呈报给当政者，以期能扭转时局，现在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自文明元年入仕到现在，已经十四五年过去了，自己努力“抗衡当代之士”，最终又有什么效果呢？一次又一次的跌倒，走到今天这步田地，陈子昂觉得既愧疚又悔恨。他想起了孔子的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是啊，孔子这样的圣人不也是奔波劳碌一生，最终也无处推行他的主张吗？圣人都奈何不了的命运，我陈子昂又能怎么办呢！于是，他决定放下手中的笔，不再向朝廷作任何谏言，不再让这最终实现不了的谏言扰乱自己的心神，干脆回家隐居：“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
这里我们顺便一提，陈子昂这段话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雄笔”是用来“抗衡当代之士”的，这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换句话说，陈子昂对“雄笔”的限定，是就内容的角度而言，从思想性角度而言，强调创作的社会政治功用，而不是强调创作的形式、艺术性。这与陈子昂干谒薛元超时所言“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不愿意做文学弄臣，是相一致的；与他在《谏政理书》中提倡“珠玉锦绣、雕琢技巧之饰，非益于理者，悉弃之”，也是一致的。陈子昂对作品内容、思想性——也就是对孔子所说的“质”、魏元忠所说的“经纶”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