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节 带官归里（2）

话说回来，陈子昂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上了一份谏书——也是陈子昂一生所上的最后一份谏书。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陈子昂向武则天呈奏了《上蜀川安危事》，主要论述了三件事情。

第一，关于废同昌军的后续处理问题。同昌军即同昌县驻军。圣历元年四月三十日，朝廷下令废除同昌军，蜀中百姓因此少了五十万人运粮，得到休息，这当然是好事。但陈子昂指出，二十多年来，这附近的松州、茂州等地羌族首领正是靠着运粮之事获取利益，现在废同昌军，他们的利益受损，可能会煽动羌人作乱，因此需要警备。朝廷应该选派有能力的人担任茂州都督，增派侦察兵监视羌人动向，并派一名御史专事督查羌族首领。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动乱的发生。

第二，关于蜀中逃户的问题。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唐代的租庸调制。这是从武德七年开始实行的一项经济制度。18岁以上的成年男丁，官府均授予一块土地，60岁以后或死后归还官府。授田者每年向官府缴纳粟米二石，叫作“租”；缴纳一定数量的布帛，叫作“调”；向官府提供二十日的劳力，叫作“庸”；不想出力者，可以缴纳三尺绢代替；增加二十五日劳力者，可以免调；增加三十日劳力者，租、调皆免。如钱穆先生所说，租庸调制至少存在三个优点：一是轻徭薄赋，“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二是税收项目列举分明，不容易乱加项目横征暴敛。三是制度背后的精神是“为民制产”，而且“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所以“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这个制度的有效实施，极度依赖户籍统计的精确，古代交通不便、官府组织简单、纸张贵、书写不便、吏员工作态度不好等问题，均会影响到户籍统计，从而影响到租庸调制的实施。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武则天时期的户籍册子。这个册子记录了赵小是一家的姓名和年龄。实际上，武则天时期的户籍统计已经大不如前。而现在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人口大量增加，土地资源有限，加上豪强大族不断兼并土地，从而导致许多新增人口无地可授，但租庸调是按人缴纳，许多农民无力负担，因此逃亡。陈子昂在《上蜀川安危事》中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蜀中逃户。陈子昂指出，现在蜀中运粮之事已经停了，百姓劳役减轻，那么租庸调等税收，就应该使官府更加富足。但是现在蜀中有三万多逃户在蓬州、渠州、果州、合州、遂州等地的山林之中，州县未能有效管辖。其中一些逃户被土豪大族庇护隐瞒收容，由此侵吞掉本该由国家收取的税收。另有一些逃户属于“游手惰业亡命之徒”，他们明火执仗，干一些偷盗抢劫的事儿，甚至“攻城劫县”，官兵一到，又散入山林之中。因此，需要朝廷敕令地方官员解决好这一批逃民的问题，既可以恢复社会治安，又可以重新获得三万户的税收。

第三，关于整顿官员的问题。陈子昂将农民逃亡的原因归之于官吏贪暴徇私：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

因此，陈子昂指出如果只是招抚逃户、惩治暴民，治标不治本。他建议武则天派按察使速赴蜀中“清官人”，“除屏贪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逃户的问题。“若官人清正，劫贼剪除，百姓安宁，实堪富国”。

我们从陈子昂这份谏书中，依旧能看出他在秉持“安人”的政治主张，而且依旧是从“人情”出发在思考问题。虽然他将租庸调制在武周时期引发的逃户问题，仅仅归罪于官吏贪暴徇私，显得不够全面，但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刨根问底地指出官吏存在的问题，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何况，这份谏书，是在他十分消沉的情况下，在他不再想以“雄笔”“抗衡天下之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就更显其可贵。

但这份谏书的写作，只是陈子昂二次北征回到洛阳后的一个例外。更多的时候，他思考的还是“命”的问题，是“仕”与“隐”的选择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序、碑文、书信，陈子昂在诗中也时有表露。比如其《感遇》云：

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

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

陈子昂大概想起了孔子的教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先秦诸子大都认为上天无言而周行，比如孟子、庄子也有类似说辞。陈子昂说的“幽”“默”，当然不是今日所谓“humour”的音译，而是指无声。苍天是默然不语的，但是无知的人们却是多么纷乱喧扰！由此可见，圣人的教诲虽然一直存在，世道却衰微已久，无可救药了。这样的衰微，是一根绳子拉不回来的，是一个人拯救不了的。即使为之忧愁痛苦得像醉酒一样，又能有什么用呢？于是，陈子昂只好无奈地自言自语；“离开吧！离开吧！去那山林中采药隐居吧，再也不要被这尘世的功名是非欺骗了！”

圣历元年或者稍早一点，陈子昂还写了一份书帖，帖文云：

道既不行，复不能知命乐天，又不能深隐于山薮，乃亦时出于人间，自觉是无端之人。况渐近无闻，不免自惜如何。

陈子昂的那种进退两难、仕隐皆已落空的心理，在这段文字里表现得很直白。“无闻”是形容年龄的词，典出《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可见这是陈子昂快40岁时所写。一事无成的挫败感，又加上年龄焦虑，让陈子昂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称自己为“无端之人”，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帖文，一直流传到了南宋初年，被岳飞之孙岳珂当作一件书法作品，记录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五。据岳珂所言，这是一件“草书”作品，总共“六行”，也就是平均每行七八字乃至更多；而且这件作品经过米芾鉴定为真迹。岳珂在最后评价该作品说：“笔精墨妙虽有神，千载乃作无端人。”一方面，从形式上肯定了该作品“笔精墨妙”而且“有神”，另一方面，又从内容上指出其所写为“无端人”，过于消极。这份帖文，是陈子昂唯一有明确记载流传到南宋被认定为书法的作品，所以异常珍贵。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米芾、岳珂那样幸运，现在已经无缘得见这幅作品的真容。

圣历元年秋，陈子昂“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赵儋所写《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和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陈子昂传》也都说陈子昂辞官的原因是其父亲年迈需要侍养；唯有《旧唐书·陈子昂传》说“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旧唐书》的说法是孤证，当然不足凭信。“以父老”这个原因应该是真的，不过这更多的还是一种应付朝廷的辞官借口。更深层次的辞官原因，其实是仕途坎坷带来的挫败感，如我们这一节所分析的那样。武则天许可了陈子昂的辞官请求，并特许其“带官取给而归”。陈子昂回乡以后如何，则有待下一节继续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