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北宋的中央集权举措

自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以来，地方势大，中央势弱，因此地方割据和改朝换代屡见不鲜，中央政权形同虚设，经常被地方实力派摆布甚至取而代之。宋太祖和宋太宗这两任皇帝，都是五代十国时代的过来人，历史的教训他们目睹过，也经历过，等到他们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让皇权牢牢控制住了军权，但这仅仅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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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干不好州官活

宋太宗、宋真宗时的宰相张齐贤，曾经以吏部尚书身份在青州做了6年官，颇有政绩，老百姓都说他的好话，但是也有人编造谣言，说他当官不干活，政事松弛，因此朝廷把他召回。张齐贤感叹：“我一向做宰相，好在没有什么大过错，如今做州官，反而被人告了。这真是在御厨房管事30年，临老了连个粥都煮不好呀！”

相权的削弱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聚焦点之一。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们，对宰相这个职位是又爱又恨。宰相统率百官、处理政务，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但宰相的权力过大时，往往会威胁皇权，即便是汉朝和唐朝这样强盛的王朝，也曾出现过因为宰相权力过大，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情况。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后，北宋的建立者不但想要牢牢掌握军权，对于相权也是警惕防范的。

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后，为了稳定政局，继续让后周的宰相范质担任宋朝的第一任宰相。起初，宰相作为皇帝的首辅，在朝见皇帝商量重大朝政的时候，皇帝会让宰相坐下来面议；谈完事情后，皇帝要向宰相赐茶，而后宰相告退，这种政治礼仪，从唐代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宋太祖即位后，这种政治礼仪被打破了。范质毕竟是前朝的宰相，他对赵匡胤心存忌惮，每次议事，都是先写公文进呈，并向赵匡胤解释道：“这样做才算是臣子们秉承了皇帝的意志，免除了妄庸的过失。”赵匡胤觉得这样做确实很好。随着宰相书面进呈公文奏章越来越多，过去皇帝与宰相“坐而论道”的旧礼也就无疾而终了。自此之后，宰相在上朝时再也没有坐的权利，只能站着。“坐礼”的废除，意味着北宋的相权开始走向衰弱。

然而，宰相丧失的不只是一把能坐的“交椅”。宋太祖为了防止宰相的权力过大，采取了分化事权的办法，以削弱相权。在古代，宰相的权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二是军事权，三是财政权。为了分化宰相的行政权，宋太祖设置了一个参知政事的职务，相当于副宰相；为了分化宰相的军事权，宋太祖设立枢密院，任命枢密使，专掌军事政令；到了宋太宗即位后，为了分化宰相的财政权，又专门设立了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设三司使，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号称“计相”。就这样，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被分化到新的职能部门和新的官员手中，宰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权得到了巩固，达到了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目的。

宋朝这种分化宰相权力的做法，对后世王朝的影响很大。之前，宰相作为百官之首，甚至能凭借手中的权力与皇帝“分庭抗礼”。到了北宋后，相权一再被分化和压缩，宰相慢慢地变成了皇帝手中的“工具人”。而中国历史上关于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军机处设立，最终尘埃落定。

知州、知县与转运使

在处置完相权之后，宋太祖对地方政治也进行了新一轮的规划。自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以来，地方官的任免权掌握在藩镇势力手中，这些地方官员都成了藩镇势力的爪牙。既然不由中央政府任命，自然也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一弊端导致了中央政权的权威荡然无存。为了解决这个弊端，宋太祖派遣大量文臣担任各地的州县长官，所以宋朝的科举制度规模是远大于唐朝的，科举考试产生的文人，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来源。为了防止知州、知县的权力过大，宋朝实行三年一换的制度，频繁调动州县长官。

知州，全称是“权知某军州事”。“权知”意为暂时主管，“军”指该地厢军，“州”指民政。知州由文臣担任，宋朝在各州府又设置通判一职，作为副职，以分化知州的权力。

知县，别称县长、县台、县太爷，自春秋战国时期，设立县这一行政区域时，县长这一行政职务就成为地方官职的重要一环。不过，在春秋时期，县上面没有州，更没有省，而是直接归中央管辖，所以这一时期，县所管理的地域比较大，权力也比较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郡县制，在县的上一级设置了郡，县受郡节制，县级长官“万户以上为令，不足万户为长”，这是县令和县长的由来。汉朝延续了这一制度，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郡被州所替代，郡县二级制变成了州县二级制。到了宋朝，为了分化县长的权力，千户以上的县，设置县令、县尉、主簿3个官职，其中县令负总责，县尉分管治安，主簿分管民政。不满千户的县，则不设主簿一职，主簿由县令兼任。

自唐末以后，节度使一直是割据地方的大患。宋朝在设置了州县制之后，虽然从行政上分化了节度使的权力，但这还不够，取消节度使的收税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正是节度使掌握了地方上的收税权，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才能养得起强大的军队与中央对抗。于是，宋太祖下令，取消节度使的收税权，除了各州留下一部分作为地方上的必要支出，一切税收由中央掌控。后来又通过设置和加强转运使一职，将地方赋税收归中央。正是这一招“釜底抽薪”，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才杜绝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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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石铭是怎么来的

从宋代开始，各地州县衙门口都立着一块石头，称“戒石”，上书铭文，南面刻“公生明”3个大字，北面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这一做法，始于宋太祖。“戒石铭”原本出自后蜀皇帝孟昶，共有24句，宋太祖见了，觉得很好，删改为后来常见的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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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普通话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任用多实行回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做本地官，必须异地做官。但是中国地域广，各地都有方言，这就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即今天所谓的普通话，古称“雅言”。据考证，北宋的雅言，就是今天的河南话。而元朝之后，北京一直是首都，所以北京话就成了官话。

知州、知县和转运使的设置，起初是行之有效的，对北宋初期的繁荣和稳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确实消除了地方藩镇势力坐大的威胁。但很多事情，往往是压住了这头，却忽略了另一头。原本为了控制赋税而设置的转运使一职，到了北宋后期，有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为皇帝在地方上收罗各种奇珍异宝。小说《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曾负责押送“花石纲”，这个花石纲就是转运使下设置的一个机构，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当时的皇帝宋徽宗的个人喜好。花石纲搞得北宋政治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