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唐初的制度传承（2）

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与府兵制

经过隋末的大规模战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唐朝建立初期，国家在编的户数已经不到300万，只有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因此，唐朝建立后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恢复社会的经济发展。

鉴于当时有大量的无主土地，唐朝决定沿用北魏时期均田制的土地政策。不过，唐代均田制的实施法则跟北魏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唐代，均田制规定18岁以上的男子可以分到永业田20亩和口分田80亩。永业田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土地，而口分田则是在身死之后要还给国家。同时唐朝很照顾老人、寡妇和残疾人，同样也分田地给他们，不过只是分口分田。相对百姓来说，官员和贵族能够分到的永业田就多多了，一般来说，少则500亩多则万亩，其授田的标准是依据官员的官阶和勋阶来定的。如果当地出现人多田少的情况，就允许百姓在田地有富余的地方授田。严格来说，这种土地制度并不能保证每户人家都能按照法令得到足额的土地，只是能够保证农民有最基本数量的耕地，并通过划定土地拥有量的上限来抑制土地兼并。

在均田制基础上，唐朝实行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其中的“租”指的是地租，每一个成年男丁每年应向政府缴纳粟两石。粟就是谷子，去壳后就是小米。“庸”是徭役，成年男丁每年要给国家服劳役20日。“调”是指成年男丁应缴纳的一定数量的棉绢或者布麻。其中，徭役可以通过缴纳绢布来抵消，一般是将一天的徭役折算成三尺的绢来缴纳。同时还规定，如果男丁愿意超期服役的话，超出的部分可以免除其应缴纳的调或者租。这种相对灵活的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农民有充足的农耕时间，不会因为在外服役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可以说，租庸调制充分体现了唐朝在开国初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

唐朝以均田制为基础，建立起了名为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这一兵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军府的士兵都是从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国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农田，他们平时耕种，农闲时训练，战时被召集起来出征。唐朝在全国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军府，每一军府视规模大小编有数量不等的士兵。在唐朝前期，军府按士兵人数分千人、八百、六百三等，后来每一等军府的士兵编制都有增加。唐朝的军队建制以10人为一伙，50人为一队，100人为一旅，200人为一团。团的长官是校尉，校尉往上就是军府的长官都尉。唐朝前期的军府大都集中在长安周围，也就是关中地区。全国约600个军府中有270多个在这一地区，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

唐朝前期军队的士兵主要从均田户中选拔。士兵每三年选拔一次，被选上的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徭役。选取士兵时，家中资产多、身体强壮者可以择优录取。士兵满21岁可以入伍，满60岁即可退役。士兵入伍需要自备武器衣装，还要购买帐篷、铁锅、斧、锯等工具。骑兵入伍马匹由政府提供，但相应马具则需要骑兵自行购买。如果士兵不能备齐行军作战需要的装备，就要受到军法的严惩。府兵装备的负担虽然很重，但由于均田制的存在，士兵的生活也有所保障，稳定的经济来源让他们能够购买精良的装备，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府兵平时不脱离生产，在冬季农闲时，当地军府会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只有在需要他们戍边和远征的时候，府兵才会带齐装备，离开家乡外出服役。

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在唐朝，做官的途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叫作门荫入仕，也就是沿用了南北朝时期的方法，主要针对中上级别的勋贵和高官，政府授予他们子孙的官职级别，一般是七到九品不等。以这种方式做官的人很容易晋升到高级官员，唐高祖李渊就是一个很好的门荫入仕的例子。不过也并非授予了官职就可以做官，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第二种途径叫作杂色入流，意思是各种各样的入流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流外入流。唐朝将官阶划分为一到九品，在这个品阶内的是为流内官，而不在这个品阶内的就称为不入流或者流外官。由流外晋升到流内的过程，就叫入流。在唐朝中央及各地节度使幕府里，有很多负责办理各种差事但没有品阶的僚属、胥吏，也就是普通办事人员，被称为流外官。这些流外的胥吏可以在任满一定年限后，通过考试进入流内，这种方式就叫作流外入流。第三种做官的途径就是科举。科举考试制度在隋朝发端，在唐朝得到完全确立，主要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是定期举行的考试，而制举则是皇帝临时增加的。唐代的科举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很多科目，当时最受人重视的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个科目。明经科考经学和时务策，主要考查考生对各种经典的记忆和背诵，以及对时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相对简单一些。而进士科除了同样要考经学和时务策，后来还要加考杂文，难度比明经科要高很多，一般每次只取二三十人，录取率只有明经科的十分之一。故而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50岁能够考上进士都算是年轻的了。也因此，进士科成为各科之首，地位最为尊贵，当时人称进士及第者为“白衣公卿”。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就将自己不曾进士及第列为人生头等憾事。

进士及第后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官了，而是必须接受吏部的进一步考察。吏部考察的内容主要有四项，即身、言、书、判。身是要求被试者体貌端正，言是要求言辞表达清晰，书是要求书法优美，判是要求处理公文合理。通过这些考试后，进士们才会加入候补官员的行列，视情况被朝廷授予官职。

科举的发展对当时的学校建设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高祖李渊没有称帝的时候就很重视学校建设，在长安和地方州县设置学校招收学生。唐朝建立以后，又在长安开设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种学校，由国子监统一管理。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大力扩充学校规模，不仅国内学者云集长安的学校，周边国家也纷纷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两所学校，专门招收勋贵子弟。地方上的州县也设有学校，招生规模由20到80人不等。优秀的学生在毕业后，可以被推荐前往长安参加考试。

科举制为普通人入仕做官提供了渠道，大量有才华的人穷尽一生也要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队伍中。所以唐代诗人赵嘏才会感叹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同时，科举制对官员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保证了官僚队伍的质量，这也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一大创举，它不仅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还影响了世界。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之后，便有人主张对中国的科举制进行学习。例如，英国19世纪中叶才开始用考试来选拔官员，比中国晚1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