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育子（2）

长子、次子先后出了意外，让宋太宗备受打击，既失望又焦虑，精神一度萎靡不振。他将注意力投射到原本并无继承皇位希望的三子赵元侃身上。而赵元侃也深知自己的储君之位来得太过意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凡事谨慎小心，完全听从宋太宗的安排。

宋太宗担心儿子从小生长于深宫之中，缺乏历练，如不好好培养，将来一旦登基称帝，容易被奸佞之徒误导，会影响赵宋江山的稳固。在有意立赵元侃为皇位继承人后，宋太宗先让他担任开封府尹，一则是让其历练政务，二则是初步确立其储君身份——五代以来，虽名义上不立太子，但实际上的接班人有很多都在继位前先担任开封府尹。在赵元侃入宫谢恩的时候，宋太宗特意告诫他，在开封府尹职位上要待人以诚信，如此才是能得人心的为政之道以及清静治民、不骚扰百姓的治民之术。

虽然对儿子谆谆教导，但宋太宗明白自己的几句话不可能瞬间提升儿子的从政经验，将来如何治理开封府，关键还得靠身边得力之人的从旁协助。于是他亲自挑选了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徽之、毕士安等人作为赵元侃的幕僚，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地辅佐元侃。

等到宋太宗正式册立赵元侃为皇太子，并为其更名“恒”后，他更加重视对赵恒的培养。宋太宗相信让儿子多接触良师益友，可以培养其优秀的品德，并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宝贵的知识。于是他挑选品行良善端正的臣僚李至、李沆兼任太子宾客，叮嘱他们尽心辅佐赵恒：“太子虽然仁孝贤明，并深得自己喜爱，但毕竟年轻，还有赖于正人君子教导他正道。太子如果行为举止都遵从礼仪，那么就赞赏他的做法；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有所不当，你们一定要极力进言劝谏，千万不要盲目顺从他。”按照礼制，东宫臣僚见太子应称臣，以明确君臣之分，但宋太宗担心如此一来会让太子有骄纵之意。赵恒心领神会，立即上书，要求免除东宫臣僚称臣。对于赵恒的做法，宋太宗很满意。为了让李至等人能够真正发挥劝谏太子的作用，宋太宗还特意诏令赵恒向他们行弟子之礼，而且任何举动都要向他们咨询。

宋太宗如此煞费苦心地培养赵恒，是鉴于前朝皇帝自高自大、不听臣僚意见、肆意行事、危及国家安危的教训，希望赵恒将来能够恤民勤政、虚心纳谏，做一个好皇帝。当然，这些完全是宋太宗个人对好皇帝的认知与判断。为此，他有意压制太子的权势。而赵恒也担心父皇猜忌，行事愈发谨慎低调，处处以宋太宗的要求为标准。比如，宋太宗为了让诸子学会谦退，曾经下令朝会时宰臣位次位于亲王之上。赵恒成为太子后，仍然请求上朝时依旧立于宰臣之后。赵恒被册立为太子的同年，妻子郭氏诞下皇子，这应该是皇嫡孙，可是并未见宋太宗大张旗鼓地奖赏。而且，按照传统习惯做法，赵恒被立为太子，其妻子郭氏自然应该被加封为太子妃，可是不知何故，宋太宗并没有相应地加封郭氏为太子妃。而宋真宗为了表示自己的谦逊退让，不慕虚名，直至宋太宗离世，也未上书为郭氏正太子妃封号。就这样，郭氏一直以国夫人的封号进入宋真宗朝。

宋太宗酷爱读书，他认为可以通过大量阅读古今典籍，从中获取宝贵的治国经验，于是他平日里严格督促赵恒读书。多年后，继位后的赵恒曾经回忆说，他在东宫做太子时，听了七八遍老师讲的《尚书》，《论语》和《孝经》听了四遍。

宋太宗猜忌臣僚，事必躬亲，每天五鼓起床工作，直到深夜，数十年如一日。在他的影响和要求下，宋真宗也养成了勤于政事的习惯。他每天早起御殿听政；稍事休息用餐后继续在后殿处理公务，直到中午；晚上再召见儒臣探讨学问，经常深夜还不回宫休息。

宋真宗晚年疾病缠身，身体稍有好转，立即又赴前殿亲自处理政务。宰执们很是担心，希望宋真宗仿效唐朝先例，三日、五日一次临轩听政，或者每月单日视事，双日不坐殿听政。至于刑罚、财政等事务，只需要派遣相关臣僚负责处理便可。除非急切大事必须当面奏禀外，其余琐碎事务一并令中书、枢密院附奏。鉴于身体情况，宋真宗不得已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减少了临朝听政的时间。不过总体而言，宋真宗一直勤于政事。

可以说，宋太宗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宋真宗进行打造，但最终使宋真宗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样子。宋真宗生性柔弱，在强势父亲宋太宗的刻意培养下，进一步养成了谦让谨慎、尊礼大臣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日后在处理政务时特别喜欢依赖有能力的宰相，宰相的权力无形中得到提高，这使得朝廷上有野心的官员们更急于谋求宰相一职。宋太宗事必躬亲，高度擅权。受其影响，宋真宗也牢牢控制着朝政，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奏章。对于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劳动，宋真宗慢慢表现得难以适应，但权力的独占性让他不放心将批阅奏章的权力交给大臣，于是机敏的刘娥成为他在后宫最重要的行政助手。宋真宗减轻工作压力的同时，刘娥的政治素质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为她日后参政打下了基础。这个结果，恐怕是宋太宗始料未及的。

宋太宗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勤于政事，并全力以赴地培养接班人，与北宋初年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