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崛起（1）

五代时期，武人势力极度膨胀。节度使拥兵自重，几乎掌握辖区内行政、军事、财政等全部大权，他们之间不仅为了争夺地盘而互相混战，实力强大的节度使甚至能通过兵变推翻前朝，建立新王朝。赵匡胤称帝前，就曾经在时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手下任职，后来郭威发动兵变，推翻了后汉政权，成为后周太祖，赵匡胤也因追随郭威有功而加官晋爵，补任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使。数年后，身为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依样画葫芦，亲自策划并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宋朝。既然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命天子，任何人凭借实力都可以取而代之，于是有人便公开叫嚷：“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天子并非命中注定的天命之选，只要兵强马壮势力强大便可以成为天子，这反映出五代十国时期频繁的王朝更替和割据战乱让人们对皇权有了新的认识，包裹在皇权上的神秘感和神圣性被彻底撕扯下来。

武人势力的膨胀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五代君主无不利用各种机会来削弱武人的势力，重塑皇权的神圣性。宋朝建立后，为了削平割据政权，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祖一方面不得不继续重视军事，重用武将，但同时，他又大力提高文人的地位，力图用文人压制武人。比如宋太祖认为与武人相比，文人没有多少政治野心，即便贪图钱财，也很容易满足：“秀才们眼界狭窄，赏赐给他们十万贯钱，就能把屋子塞破了。”“朕选择百余名能干的儒臣，分别治理地方藩镇，纵使他们都贪污，也没有武臣的危害大。”在宋朝之前，官员出将入相很正常，但宋太祖却有意将文武官员区分开，公开宣称：“宰相须用读书人。”

在宋太祖的基础上，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官的地位。他认为要强化文官的实力，自然首先要增加文官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使科举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从宋太祖朝开始，科举录取人数不断攀升。宋太祖一朝，共开15次科举，总共录取了455名进士。宋太宗朝时科举录取人数进一步增加，比如太平兴国二年进士榜，一下子录取了507人，超过了宋太祖一朝科举录取名额。科举录取人数增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人数也呈上升趋势。比如，参加太平兴国二年殿试举子人数有5300多人，数年后参加雍熙二年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到1万多人。

通过科举考试，以个人才能为评判标准选拔官员，打破了出身论，给予社会上广大身份低微之人极大的希望——凭借科举考试改变自身的命运，从而发迹变泰。宋人对此毫不隐晦，如宋人汪洙的《神童诗》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诗句，便是广大士人对这种一朝科举登第，改变人生命运，实现“白衣卿相”梦想的生动描述。

北宋时，不仅士人们热衷于科举，鼓吹科举，托名宋真宗的《劝学诗》，更是用直白的语言公开宣传读书、参加科举的好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正是在这种巨大利益诱惑下，成千上万的士子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前赴后继奔向考场，幻想着凭借科举考试彻底改变命运。

正是在宋初皇帝的大力推动下，文人在经历五代的挫折后重新崛起，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此后，北宋朝廷上文武不仅分途，而且地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五代的中枢体制基本上是枢密使、宰相二元体制，枢密使掌管军事，宰相掌管民事，枢密使的权力完全压制了宰相。

宋朝建立后，随着政权逐渐稳固，宋太祖开始着手改革中枢体制，建立了中书门下管理民政、枢密院管理军事，二者“对掌大柄”的体制，从制度上革除了五代时期中枢体制混乱的局面，明确了宰相和枢密使的职权范围，形成了二者互相牵制、彼此独立，最终都听命于皇帝一人的结果。同时，宋太祖强化君主专制权力，形成君主乾纲独断的特点。不过，这一进程在宋太祖朝开始，最终在宋太宗朝才得以完成。

宋初规定，中书门下设有三名宰相，分别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昭文馆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分别简称“昭文相”、“史馆相”和“集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