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被俘与获释（1）
正统十四年八月，在太监头目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惨遭蒙古军队突击，全军覆没，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被俘不仅是明朝开国八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只有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可以与之相比拟。在帝制时代，皇帝被敌方俘虏足以引起政治地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极度震惊。蒙古的首领也先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以为攻占北京有如探囊取物，兵锋直指北京。北京城内一片慌乱，大臣们不知所措，有的号啕大哭，有的主张逃跑。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升任兵部尚书，保卫北京。
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出征前，任命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非正式地暂时代理朝政。在此紧急关头，要收拾人心，抗击来犯之敌，必须有一个名分。八月二十二日，英宗生母、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册立年仅三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辅佐，“代总国政”。几天后，群臣向皇太后进言，皇太子毕竟年幼，“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希望郕王即帝位，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太后同意了。群臣把太后的旨意告诉郕王，他表示惊讶，再三谦让，后来索性离开紫禁城，退避到自己的王府。于谦前往劝说：臣等实在是担忧国家，并非为私人考虑。郕王朱祁钰才于九月初六日受命登极，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九月十六日，锦衣卫都指挥同知季铎奉皇太后之命，带了御寒衣物，来到蒙古军营慰问被俘的英宗，报告郕王已经即位，英宗长子也已立为太子。英宗命随侍左右的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写了三封回信，叫季铎带回。一封信给郕王，表示“禅位于郕王”；另一封信向太后请安；第三封信告诫文武百官，必须显示实力，断绝蒙古南下扩张的念想。
这三封信收到了安抚民心、稳定局势的作用。也先企图以英宗作为人质，要挟边关守将，诡称“奉皇上还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北京。行至大同，总兵郭登不肯打开关门，派人告知：国家已有君主。也先的图谋化作泡影，只能强攻，于十月初包围北京。
兵部尚书于谦早已严阵以待，在德胜门外亲自督战，激战至第五天，死伤惨重的蒙古军队恐怕后路被断，不得不撤退。
这就为通过谈判释放英宗创造了条件，双方先后交涉达五次之多，内情颇为复杂，关键在于景帝的态度。大臣们获悉也先愿意送还英宗，建议景帝派遣使节前往迎接，景帝颇为不悦地说：朕本来不愿意登极，当时都是卿等极力推动的。言外之意，如果把英宗接回来，岂不是要我让位吗？他又不能公开表示拒绝，那样的话就太有违兄弟情谊了。因此，整个过程就充满了曲折而有趣的情节。
其实，当时的蒙古军事力量有限，土木堡之战纯粹是侥幸取胜。北京之战失利后，蒙古认识到明朝依然坚不可摧，只能利用英宗作为筹码，与明朝和谈，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至于明朝方面，在前期军事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朝廷的主战派拒绝为了迎回英宗而向蒙古妥协让步，这一点与景帝的意愿不谋而合。当军事形势渐趋明朗，蒙古已不足以威胁明朝之时，大臣们一致主张迎回英宗。景帝考虑到英宗归来必然会动摇自己的帝位，想方设法促使也先不要释放英宗。任何事情一旦与权力地位相关，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我们不妨从头至尾回顾一下事情的始末。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作为皇帝的贴身侍卫，与英宗同时被俘，在蒙古营帐中一直形影不离，随侍左右，以后又随英宗一起返回北京，向史官追述英宗被俘后的经历，这就是尹直撰写《北征事迹》的主要依据，保留了正史所没有的许多细节。
九月二十八日，景帝晋升季铎为锦衣卫指挥使，派他再次出使蒙古，带去自己的亲笔书信。这封措辞谦恭的信颇值得玩味：
弟祁钰再拜，奉书大兄皇帝陛下。
迩者，以保宗庙社稷之故，率师巡边，不幸被留边廷。自圣母皇太后以及弟与群臣，不胜痛恨。我皇太后复念宗社臣民无主，已立大兄皇庶长子为皇太子，布告天下，以系人心，以待大兄驾回。奈何日久，宗庙缺祀，国家无主。我皇太后及宗亲诸王……命弟即皇帝位，以慰舆情……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弟身虽已如此，心实痛恨不已。仰望大兄早旋，诚千万幸也……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划，兄弟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
信中，景帝坦诚相告，自己当皇帝实在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希望英宗早日回归，今后谁当皇帝，可以再行商议。言外之意，他可以拱手奉还大位。但日后的事态表明，这些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景帝内心迷恋大位，并不希望英宗回来。
十月十二日，双方军队主力在北京城下交锋，蒙古方面要求派于谦等高官和谈，明廷方面拒绝，只派出太常寺少卿赵荣前往，一则打探军情，二则觐见英宗。蒙古方面以武力相威胁，蔑视赵荣等官职卑微，不予理睬。赵荣无果而返。
蒙古从北京撤退之后，处于被动境地。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宗派人带回书信，希望皇帝与文武群臣以社稷为重，用心操练军马，不必顾虑，他自有归期。也先遭受挫折后，表示愿意与明朝谈判释放英宗之事，明朝方面断然拒绝。于谦向景帝解释其中缘故，“万一和议既行，而彼有无厌之求，非分之望，从之则不可，违之则速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