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与方术佞幸（1）

中国历史上因沉迷于道教而影响朝政的皇帝，莫过于宋徽宗和明世宗，但有这种癖好的不乏其人，明宪宗就是一个。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朱见深病重，几天后驾崩，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即孝宗弘治皇帝。他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拨乱反正：把担任高官的“妖人”李孜省处死；妖僧继晓革职为民，继而处死；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发配边疆；番僧国师领占竹等革职；佞幸太监梁芳、陈喜贬往南京孝陵当差。《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评论说：“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可见动作幅度和打击力度之大，也可见他的父亲宪宗朱见深宠信方术佞幸问题之严重。

宪宗擅宠万贵妃，纵容汪直与西厂恣意妄为，这些弊政在他死之前已经得到解决。唯独宠信方术佞幸，至死不悟，无论大臣如何劝谏，他都拒不接受。问题的严重性连他的儿子都看到了，所以一上台就痛下杀手。

李孜省，原先在江西布政司衙门当小吏，正当升官机会来临时，因为贪赃事发，被革职为民。走投无路之际，他得知皇帝喜好方术，于是学习“五雷法”，买通大太监梁芳、钱义的门路，用符箓博得皇帝的好感。太监梁芳之流虽然没有汪直那样的权势，却善于聚敛财富，不断向万贵妃献宝，被万贵妃视为心腹。李孜省走的是捷径：梁芳——万贵妃——宪宗，很快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太常寺丞。此举遭到御史杨守随的反对，他说：李孜省是一个贪官，论资格不过是刀笔吏；太常寺主管祭祀，怎么可以用这种脏贿罪人来亵渎天地宗庙？宪宗不得已，把李孜省改为上林苑监丞，宠信却日甚一日，赏赐他两枚印章，一枚是“忠贞和直”，另一枚是“妙悟通微”，特许他用印章密封奏折，直送皇帝。于是李孜省和梁芳内外配合，表里为奸，扰乱国事。密封的奏折讲些什么呢？《明史·佞幸传》说，写的全是“淫邪方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方术获宠的李孜省蹿红，带动一大批方士进入官场。方士顾玒精通扶乩术，宪宗很欣赏，任命为太常丞、太常少卿。这种人的升官，没有经过正常的人事程序，由皇帝直接任命，被称为传奉官。与顾玒一起晋升的还有方士赵玉芝、凌中，都是太常寺的官衔。道士邓常恩通过太监陈喜的门路，引导皇帝祭祀淫祠，宪宗欣喜异常，任命他为太常卿。由布衣白丁一下子蹿至太常卿之类的传奉官累计达千余人。这帮人自以为有皇帝的宠信，登时颐指气使起来。

顾玒的母亲去世，乞求皇帝赏赐一道祭文诰书。按照惯例，四品官任期未满三年，不能享受此种待遇，宪宗破例给他诰书。奇怪的是，吏部尚书尹旻居然要向小小的四品官顾玒献媚，请他一并为其父亲乞求诰书。看来在皇帝眼里，吏部尚书的分量还不如方士。不久，顾玒的两个儿子也戴上了乌纱帽，成为传奉官。《明通鉴》评论道：“上方崇信左道，故佞幸之徒猝致荣显如此。”

宪宗宠信李孜省，想越级提拔他，但碍于体制，只得让他在通政司挂名领取俸禄，仍然掌管上林苑。通政司官员王昶厌恶李孜省奸邪乱政，对他不屑一顾。李孜省怀恨在心，向皇帝告状，致使王昶被调离通政司。廷臣目睹王昶的境遇，不敢轻易与李孜省作对。

然而，清流官员无所畏惧。陕西巡抚郑时，鉴于传奉官日益冗滥，弹劾太监梁芳，以及他引荐的李孜省、僧继晓。宪宗大怒，把郑时贬为贵州参政。临行时，陕西父老万人空巷，“哭送如失父母”。

吏科都给事中王瑞率六科给事中，针对传奉官冗滥，向皇帝进谏：爵禄与赏赐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功德才能，难以获得。近年来，侥幸之门大开，卖官鬻爵如同市场，皇帝恩典从天而降，恩惠遍及吏胥，下至白丁，以至于厮养贱夫，市井童稚，骤然高升，窃取名器，逾滥至此，令有识之士寒心。乞求皇上痛下决心，全部罢黜淘汰传奉官，保存国体。御史张稷等人奋起响应，话说得更加尖刻，“传奉各官，至于末流贱伎，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宪宗不得不把李孜省贬官一级，罢黜十二名传奉官。朝野上下以为皇上幡然悔悟，相庆称快，殊不知，这是“借以塞中外之望”的策略，宪宗宠信方术佞幸的立场依然如故。

以旁门左道获宠的僧继晓，先后收到皇帝赏赐的美女十余人，金银珠宝不可胜计。这个继晓和尚得到皇帝的批准，在京城西市建造永昌寺，威逼动迁居民数百家，靡费宫廷储蓄白银数十万两，民众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