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与方术佞幸（2）

刑部员外郎林俊向皇帝进谏：今年以来，灾难频发，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人民流离。但是僧继晓用妖言迷惑皇上，把有用之财变为无益之费，人民怨恨日渐高涨。因此，臣等主张：杀继晓以谢天下。然而，纵容继晓作恶的是太监梁芳。此人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几年来，假借朝廷名义，把一百多年的祖宗府藏干没殆尽，私人家产如同山积，连汪直都不能与之比拟。如今内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恨不得食梁芳、继晓之肉。臣等难道可以畏罪不言，而耽误陛下吗？

宪宗看了这份奏疏，勃然大怒，把林俊押入锦衣卫诏狱拷讯。

后军都督府官员张黻挺身而出，声援林俊。他说：如今四方灾难，愁苦万状，凡是有世道之忧的人，唯恐陛下无法知晓，人臣不敢尽言。林俊为此上言，反而得罪，难道是朝廷之福吗？

宪宗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把张黻也关进锦衣卫诏狱，打算与林俊一并处死。司礼监太监怀恩极力劝阻，宪宗怒气冲冲，把砚台向他砸去，喊道：你想帮助林俊来嘲笑我？随即把他赶了出去。怀恩派人转告锦衣卫镇抚司：你们谄附梁芳迫害林俊，如果林俊死了，你们何以为生？后来，皇帝怒气逐渐消解，并未处死林、张二人，而是贬官边疆。这样一番波折，使得林、张二人“直声震都下”。当时有顺口溜唱道：“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林俊只是刑部员外郎，却起到了御史的作用；能够犯颜进谏的不是言官，而是后军都督府的张黻。

一向刚直敢言的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听闻林俊、张黻先后得罪，向皇帝进谏：天地只有一个祭坛，祖宗只有一个宗庙，而佛寺多至千余所。每建造一个佛寺就要动迁民居数百家，浪费宫内府库积蓄银子数十万。人人都知道不妥而不批评，唯独林俊批评了；人人都知道林俊说得对而不吭声，唯独张黻敢于主持正义。如今把林、张二人关入监狱，造成以言贾祸的错觉，假如再有奸邪之人误国，就没有人对陛下直言了。

在此之前，太监怀恩曾请求户部尚书余子俊出面为林俊辩护，余子俊不敢。当他看到王恕的奏疏时，感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由于王恕的带头，六部、都察院官员也开始谴责传奉官。身负言责的吏科给事中李俊率领同僚向皇帝上了一本奏折，指出今日最大的弊政，莫过于近幸干纪、大臣不职、爵赏太滥、工役过烦、进献无厌、流亡未复等，重点是在讲方术佞幸与传奉官带来的危害。奏疏指出：官爵给予有德之人，赏赐给予有功之人。如今无缘无故把官爵授予一个庸流，或者赏赐一个无功的佞幸，于是乎形成一种风气，方士贡献炼丹服药的书籍，优伶演奏曼妙的戏曲，吏胥、戏子、僧道由此得到官爵俸禄，玷污了官僚队伍。一年之中传奉官多至千人，几年就是几千人，国家的财政税收是民脂民膏，不用来供养贤能人才，而用来喂饱奸蠹庸流，实在太可惜了。

说得有理有据，皇帝抓不住把柄，只得给予模棱两可的肯定。眼看皇帝态度有所转变，给事中卢瑀、御史汪奎等言官先后进谏，大多针对李孜省、僧继晓以及传奉官的冗滥而慷慨陈词。这时正好遭遇天变，迷信方术的皇帝惧怕天变加剧，不得不作一点应付舆论的表面文章，把李孜省降职为上林苑丞。僧继晓一看苗头不对——“自知清议不容”，辞去官职，回家奉养老母去了。林俊、张黻不但获释，而且授予南京散官。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人们未免高兴得早了一点。宪宗对于言官的批评怀恨在心，秘密指示吏部尚书把进谏的六十名言官的姓名书写在身旁的屏风上，待到考察京官之时，把他们一个个贬谪到边远荒凉之地，而对李孜省、邓常恩等佞幸依然宠信如故。

当时朝廷多纰政，皇帝崇信道教，重用李孜省、邓常恩之流，内阁也由一班庸人把持。巴结万贵妃而官运亨通的万安，是四川眉县人，偏偏要和山东诸城人万贵妃攀亲戚，自称万贵妃的侄子。此人的为官之道就是一切顺从皇帝，觐见皇帝不谈国事，只高呼“万岁”，人称“万岁阁老”。他的奏疏从不议论大政方针，而是投皇帝所好，提供各种“房中术”的秘方。无怪乎当时人讽刺万安：“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后来又进来一个彭华，此人与李孜省、邓常恩关系密切，以排斥异己为首务，正直大臣相继被逐。所以人们说他“深刻多智数，善阴伺人短”。他进入内阁后，与万安朋比为奸，官员都厌恶他，也畏惧他。内阁的另外两位——刘吉、尹直也都是阿附权势之徒。因此，方术佞幸问题直到宪宗驾崩都无法解决。他的儿子孝宗即位后，一方面把方术佞幸斥逐殆尽，另一方面引用正直大臣，政局为之一变，无怪乎史家称孝宗为“中兴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