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与西厂（1）

明朝成化年间，特务头子——西厂总督太监汪直，得到皇帝的宠信，横行无忌，不可一世，官员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谈虎色变。此人的蹿红，与万贵妃有一点关系。

汪直的原籍是广西浔州大藤峡，当地山高水深，形势险要，成化初年发生叛乱。朝廷派军队平定大藤峡叛乱后，年幼的汪直被带进宫中，阉割后，在万贵妃的昭德宫充当小内使，颇得万贵妃的欢心。《明史纪事本末》说他“年少黠谲”——小小年纪，聪明而狡猾，善于玩弄手腕。万贵妃喜欢这样的人，可以帮助她掌控后宫。不久，他就被提升掌管御马监。

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迷惑群众，宫内的宦官鲍某、郑某成为他的信徒，把他引进皇城，登上万岁山观望形势，图谋不轨，被锦衣卫的侦缉人员处死。宪宗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出现，也为了掌控外界的动态，意欲强化特务政治。

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命汪直在锦衣卫的校尉中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情报的能手，组建特务机构，总部设在灵济宫前，称为西厂，与东厂相区别。东厂是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了镇压建文旧臣而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司礼监太监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明清史专家孟森说它是“皇家侦探”。西厂和东厂的性质并无二致，不过因为汪直的关系，西厂的势力与影响远远凌驾于东厂之上。

特务政治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发明，他为了“以重典驭臣下”，设立特务机构——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朱元璋对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大杀功臣的“胡惟庸党案”爆发两年以后，即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设立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审判皇帝特批的人犯。酷似乃父的明成祖朱棣，为了对付政敌，在锦衣卫之外再设东厂，专门刺探臣民隐事，令人望而生畏。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到一个新高度。几十年之后，他的四世孙朱见深，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余继登《典故纪闻》写道：

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宠于宪庙，自黑眚之后，命外出诇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驴骡往来京城内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间隐事，以取信于上，上益委任，遂谤及诸大臣，权宠赫奕。又委官校四外缉事，不拘京官藩臬，动皆拘系西厂。或夜入其家，搜其财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

前朝大学士杨荣的曾孙杨勰和他的父亲杨泰，被仇家诬告杀人，朝廷派官员前往勘察。杨勰来到北京，通过姐夫——礼部主事董序向太监韦瑛求救。韦瑛本是无赖，一面答应解救杨勰，把杨勰的钱财敲诈一空；一面向汪直告密，说杨勰父子杀人畏罪潜逃，挟带巨额钱财藏匿在董序家中，企图贿赂有关官员，减轻罪责。汪直派侦缉人员逮捕杨勰、董序，严刑拷打，杨勰屈打成招，妄言钱财存放于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家。韦瑛连夜带领士兵闯进杨仕伟家，对杨仕伟及其妻子动用酷刑。与杨家比屋而居的翰林侍讲陈音听得凄惨的哭叫声，大声责问：尔等擅自侮辱朝廷大臣，难道不畏惧国法吗？隔壁的西厂人员应声反问：尔是何人？难道不畏惧西厂？陈音厉声回答：我是翰林陈音。韦瑛赶紧把杨仕伟押走。

汪直认定，前往勘察的官员接受杨家贿赂，一并押解北京。结果，杨勰瘐死狱中，杨泰被处死、抄家，杨仕伟、董序罢官。汪直乘机诬陷左右大臣都接受杨勰的贿赂，利用这桩错案博得皇帝对他的信任。《明通鉴》说：“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西厂逮捕高级官员，不必请示皇帝批准。

宪宗朱见深见汪直屡屡揭发奸贼，愈发宠信他。有了皇帝的宠信，西厂愈发肆无忌惮，屡兴大狱。《明史·汪直传》写道，上自王府下至边镇，大江南北，到处都有西厂的侦缉校尉，“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西厂横行五个月以后，内阁大学士商辂率领阁员联名上疏，罗列汪直十二条罪状，指出：近日西厂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怀疑畏惧，汹汹不安。原因在于，陛下依据汪直的报告作出决断，汪直又把手下群小作为耳目，都声称秉承皇上密旨，得以专断刑杀，擅作威福，残害忠良。自从汪直掌管西厂以来，人心疑畏，使大臣不安于位，小臣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果不赶快除去汪直，天下安危就很难说了。希望陛下亲自决断，革去西厂，罢免汪直。

宪宗看了奏疏，很不高兴地说：用一个太监，何至于危害天下！这奏疏是谁的主意？随即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前往内阁传达圣旨，谴责的语气十分严厉。

内阁首辅商辂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正色道：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没有先后之分。朝臣不论大小，如果有罪，可以请示皇上逮捕审问。汪直擅自对三品以上京官抄家；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官员一刻都不可空缺，汪直一天之内逮捕数人；皇帝左右的近侍，不合汪直心意者，动辄更换。这样的汪直不除去，天下怎么可能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