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孝宗和他的诤臣们（1）

一、孝宗初政，清除宵小

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何故？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声，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清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大多数守成之君难有作为的原因端在于此。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他“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能多方倾听诤臣的意见，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寻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即位以后，他拨乱反正，罢黜佞幸之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此人升官的不二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投宪宗皇帝所好，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惑乱朝政。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批奏折，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宪宗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言官听说此事，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孝宗顺从舆论，把万安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

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希望他们手下留情。这一招果然厉害，言官们都缄默了。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出来弹劾，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评事夏鍭揭发，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刘吉屡遭弹劾，依然在加官进爵，人们称他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孝宗终将刘吉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朝廷由此而面貌一新。当时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可谓“一时得人甚盛，政事多所兴革，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

二、起用贤臣王恕与丘濬

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怀恩回来后，立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王恕，让他出任吏部尚书，使他能针砭时弊，推举贤能之人。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历任右副都御史、云南巡抚，声誉卓著，人称“威行徼外”，“直声动天下”。宪宗时，升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后，他对于时弊侃侃论列，从不回避，《明史·王恕传》写道：

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于是贵近皆侧目，帝亦颇厌苦之。

王恕的直言无忌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宪宗朱见深也很讨厌他，成化二十二年把他罢官。罢归以后，他的名声愈来愈高，野史笔记中有关他的高风亮节的谈资很多。比如，成化十三年，他到云南出任巡抚，不带僮仆，行李只有一个行灶、一个竹食箩。他在给百姓的《告示》中说：“欲携家童随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在云南期间，他所穿便服没有绫罗绸缎，每天食物不过猪肉一斤、乳豆两块、蔬菜一束，没有衙门的特供。

这样清正廉洁的大臣被罢黜，引起“朝野大骇”，正直的官员们一再向皇帝建言，推荐他复出。工部主事王纯甚至把他比喻为汉朝的名臣汲黯，却因而遭到杖责贬官的处分。孝宗即位后，接受建言，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加太子少保头衔。

王恕刚刚抵达北京，很有政治头脑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会见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应该先请求皇帝召见，一一指出时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面前畅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书的职责。他向皇帝说，从正统年间以来，皇帝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觐见不过片刻。圣主虽然聪明，哪里能够尽察大臣贤能与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后，前往便殿，召见大臣，详细讨论治国之道，谋划大政方针。孝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弘治元年三月开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被接见的大臣可以当面向皇帝陈述政见，皇帝详细询问，作出裁决。

当时陕西缺巡抚，王恕作为主管人事的吏部尚书，推举河南布政使萧祯。孝宗要他推荐别人，王恕坚持己见，对皇帝说：陛下任命臣执掌吏部，倘若所推举官员失职，是臣的罪错。如今陛下怎么知道萧祯不才？抑或是左右近臣意有所属？臣不能承望风指，以固禄位。陛下既然以为臣不可用，愿请求骸骨归乡。孝宗最终还是接受了王恕的推举，任命萧祯为陕西巡抚。焦竑《玉堂丛语》如此品评王恕：

王端毅鲠亮峭直，好善恶恶，出于诚意，悯时悼俗，有甚护疾。故身虽在外，而其心无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谓“社稷臣”也……至其爱君忧国之心，发于至诚，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婴触忌讳，死生以之，又不但终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顺旨为贤，剥肤椎髓为能。吁，亦可以鉴矣！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学者型官僚丘濬。

丘濬，字仲深，广东琼山人，幼年丧父，由寡母李氏教导，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常常步行数百里借书。苦读的结果是乡试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成为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见闻愈加广阔，熟悉朝廷所颁典章制度，以经济之才自负。成化元年朝廷在两广用兵，丘濬向内阁大学士李贤上书，洋洋数千言，分析形势。李贤很欣赏，推荐给皇帝，皇帝命人抄录，发给总兵、巡抚参考。丘濬因此而声誉鹊起，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

鉴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有所欠缺，丘濬博采群书予以补充，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阐述“四书”之一的《大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重点在于治国的方略。比如，他讲到从唐代以来，朝廷财政仰赖于江南已见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经成为财赋重地，以唤起朝廷对江南的重视，极具政治家见识。弘治元年，他把此书呈献给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赏，批示说：“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随即指示礼部出版此书。用这样的语言品评一本著作，显示了品评者自身的学术功底，这与孝宗在太子时期受到的系统经史训练，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关。由于皇帝的器重，丘濬晋升为礼部尚书，奉命编撰《宪宗实录》。弘治四年书成，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之职，参与机务，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先例。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