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孝宗和他的诤臣们（2）
丘濬没有辜负孝宗的信任，屡屡上疏，触及时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应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清心寡欲应对政务，谨慎对待喜好而不流于异端，节约开支而不至于耗费国力，任用官员出于公心而不失于偏听，禁止拉关系以严肃内政，提倡义理以杜绝奸佞。这样可以消除天灾人祸，实现帝王之治。一共拟了二十二条，洋洋万言。好学的孝宗耐心批阅，给予“切中时弊”的高度评价。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濬这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气。有一天宫内举行宴会，座次的排列有一点麻烦：丘濬作为内阁大学士，自以为应该排在王恕前面；王恕以吏部尚书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为不宜排在礼部尚书丘濬后面，颇有牢骚。二人从此有了嫌隙。不久，丘濬指使太医院官员刘文泰弹劾王恕。先前刘文泰企求升官，吏部尚书王恕没有批准。刘文泰自以为有丘濬撑腰，弹劾王恕变乱选拔官员的成法，揭露他请人为自己撰写《大司马王公传》，大量透露被“留中”奏疏的内容。丘濬随即指责王恕“卖直沽名”。孝宗听信刘文泰与丘濬的意见，谴责王恕“沽名”，责令焚毁《大司马王公传》的书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检讨，请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来舆论哗然，言官交章弹劾丘濬“媢嫉妨贤”。
弘治八年二月，七十五岁的丘濬去世，史家对他的盖棺定论还是公允的，说他在内阁五年，常常以宽大启迪皇上，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清廉耿介，嗜好学问，自己家的房屋低湿狭小，却几十年没有翻修。史家焦竑说：
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
又说：
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
当然，丘濬也有弱点，即“议论好矫激”，例如讥讽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多事”，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故土，秦桧有再造之功云云。这种令人惊骇的言论，与他性情的偏隘不无关系。他和内阁同僚议事，意见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惯言官的言论，动不动就当面大骂；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见面不说一句话，以致指使刘文泰攻击王恕，招来一片谴责声。他去世后，刘文泰前往吊唁，被丘夫人赶了出来，骂道：因为你的缘故，使得已故相公与王公失和，背负不义的名声。由此可见，丘濬和他的夫人，对于无端攻击王恕，导致王恕罢官，事后有所反省。
王恕从政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如一，在吏部尚书任上引荐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等，都是一时名臣。《明史·王恕传》说：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称极盛，王恕功不可没。武宗即位后，仰慕他的名声，派遣官员前往慰问，向他征求高见，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德三年四月，九十三岁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讣告，停止上朝，赠给左柱国、太师头衔，赐谥号“端毅”。
三、重用直臣马文升与刘大夏
孝宗重用的大臣，还有马文升和刘大夏。
孝宗早在太子时期就知道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的正直名声，即位后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希望他在监察岗位上发扬疾恶如仇的风格。
马文升对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十分感动，自我奋励，犯颜直谏。弘治元年二月，孝宗举行“耕藉”仪式后，宴请群臣，觥筹交错之际，还有文艺节目演出，教坊司歌舞伎的表演粗俗淫秽。马文升拍案而起，厉声说：新天子耕藉田，是为了知道稼穑的艰难，怎么可以用这种东西来亵渎宸聪呢？然后立即把歌舞伎赶下台去。几天以后，马文升从监察官的角度向皇帝提出时政的十五件大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孝宗欣然接受，一一付诸实施。
次年，兵部尚书余子俊去世，由马文升顶替他出掌兵部。当时承平日久，兵政废弛，他严厉考核将校，罢黜贪赃懦弱者三十余人。这批人大为怨恨，夜里挟带弓箭埋伏他家门口，企图暗杀，并且炮制毁谤文书射入长安门内。孝宗获悉后，命锦衣卫搜捕人犯，并给马文升加派十二名卫士，保护他的出入。
孝宗倚重的大臣中，最不为人注意的是刘大夏。此人的名声远远不及王恕与丘濬，却最和皇帝谈得来。
弘治十五年，孝宗任命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并立即召见他，问道：朕一向重用你，为何屡次推辞？刘大夏回答：臣年老多病，现在天下民穷财尽，万一发生动乱，责任在兵部，自度能力不足以胜任，因此推辞。孝宗默然无语。几天以后，孝宗再度召见，问道：税收和往年一样，为何说今日民穷财尽？刘大夏说关键在于“不尽有常”——并不按照常例征收，他以广西征敛铎木、广东征敛香药为例，额外征收的费用超过白银一万两。孝宗说：听取你的建议，这些征敛已经停止了，其他征敛可以一一设法停止。
几天后，孝宗召见他，询问卫所的士兵是否强勇，是否可用。刘大夏回答：臣日前说民穷，而卫所士兵的穷困更甚，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强勇？孝宗十分不解地说：士兵在驻地有月粮，出征有行粮，何至于穷困呢？刘大夏说：江南的士兵困于漕粮的转运，江北的士兵困于充当京操，所谓月粮、行粮大半为将帅独吞，能不穷困吗？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多年居然一无所知，辜负了人主的称呼。随即命令各部门的大臣，从本职出发，畅言军民弊政，择要改正。
弘治十六年五月，北京大旱。兵部尚书刘大夏向皇帝指出，兵政的弊端没有全部革除，引咎自责，请求罢官，皇帝不许，要他陈述所说的弊端。刘大夏写了一份奏折，列举十件大事。皇帝看了表示嘉许，指示有关部门一一照办，并且在便殿召见刘大夏，君臣之间畅所欲言。
孝宗说：每每遇到棘手的事情，总想召你来讨论，又因为不是兵部的职责而作罢。今后如有应当实行、应当废止的事情，你可以写揭帖直接送给朕。
刘大夏对于这种特殊待遇有点受宠若惊，回答：不敢。
孝宗问：为什么？
刘大夏以为，用揭帖形式的君臣单独交流，有片面性，如果臣下都给皇帝写揭帖，朝廷按照揭帖来发布政令，越过了正常的行政程序。他说：一件事情是否可行，应该交给各府、部审议，然后征询内阁的意见，才可以作出决定。如果用揭帖，对上对下都有弊端，不是后世可以效法的，因此臣不敢效从。
孝宗欣然接受，还问他：天下何时可以太平？
刘大夏说：求治不宜太急。凡是用人行政大事，应该召见内阁大学士，以及各府、部执政大臣，当面议论决定，然后实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
孝宗说：内阁大学士刘健推荐刘宇，说他“才堪大用”。朕看刘宇是个小人，如此看来，内阁也未必全可信赖。刑部尚书闵珪执法有时违背圣旨，朕甚是恼怒，想听听你的意见。
刘大夏说：臣下执法以效忠朝廷为前提，闵珪所作所为，不足为奇。
孝宗问：古代也有这种情况吗？
刘大夏用上古时代舜与皋陶的关系为例，予以说明。
孝宗沉默片刻，他虽然感到闵珪执法有点过分，但考虑到人才难得，还是批准了闵珪的奏请。
这样的君臣对话次数很多。有一次孝宗把刘大夏召到御榻前，命左右侍从太监回避，两人单独侃侃而谈，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对话结束时，跪在地上的刘大夏累得站不起来，由太监搀扶而出。
孝宗与刘大夏的密谈，连内阁辅臣也不与闻，阁臣为了了解皇上旨意，等候刘大夏出来，询问皇上说了些什么。有好事者赋打油诗：“当时密语人不知，左右惟闻至尊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