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弄权（2）

消息灵通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研究反击策略，考虑到刘瑾巧佞狠戾，敢于作恶，众人一致推举他为首，进入司礼监，掌握实权，以便“脱祸固宠”。同时施放烟幕，以退为进，“八虎”主动请求安置南京。内阁不予批准。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支持韩文等大臣赶快呈进秘密奏疏，迫使皇上同意逮捕刘瑾等人。吏部尚书焦芳与刘瑾有旧交，向刘瑾告密。刘瑾等八人连夜跑到皇上身边，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呼天抢地说：没有皇上恩典，刘瑾等人早已碎尸万段喂狗了。见皇上有些动容，刘瑾赶紧说：陷害我们的是王岳。皇帝不解地问：为什么？刘瑾说：太监王岳身为东厂提督，居然串通外廷，煽动大臣弹劾我们；内阁议论此事时，他又表态支持，这是什么感情？所谓“鹰犬”，王岳自己也买来进献，却独独归咎于我们。

皇帝听了刘瑾的一面之词，大怒道：我要把王岳抓起来！

刘瑾进一步煽动说：鹰犬并不损害皇上日理万机，朝廷大臣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攻击，就是因为司礼监没有自己人，否则的话，皇上为所欲为，谁敢说半个不字。

皇帝听了如此体贴的话语，对王岳等人更加恼怒，当即下令逮捕，发配南京；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武装，分别把守要害地方，把宫廷的机要、特务以及警卫部门牢牢地控制在他的亲信“八虎”手中。

这些人事变动都发生在当天夜里，外廷大臣一点也不知道。次日清晨，大臣们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宫门外向皇帝请愿——严惩“八虎”。得到的圣旨，却是对于刘瑾、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虎”的新任命。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大臣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纷纷向皇帝辞职。刘瑾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诏书，勒令刘健、谢迁致仕，三名顾命大臣只留下李东阳。李东阳有些尴尬地向皇上进言：臣等三人，责任相同，而独留臣，将何以辞谢天下？皇帝不予理会。

刘瑾得势以后，一方面揣摩皇帝心意，百般迎合；另一方面不断罗织外廷大臣罪状，使他们自顾不暇，不敢上疏议论国事。皇帝欣喜不已，更加坚信刘瑾可以委任。刘瑾一向善于矫饰，内心极为狠毒，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威，抓住同党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等人的把柄，严厉制裁。为了掌控外廷，他把吏部尚书焦芳引入内阁，内外配合，表里为奸。

在皇帝心目中，刘瑾是可以仰赖的亲信，把批答奏疏的大权交给了他。刘瑾为了专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看戏娱乐，乘他玩得兴起，拿着各衙门的奏章请示处理意见。皇帝不高兴地说：我用你干什么，为何一再烦我？心甘情愿大权旁落。余继登《典故纪闻》说，皇帝多次说“吾用尔何为？”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按自己的意思裁决，即使下发诏令、圣旨，也不让皇帝知道了。从此刘瑾可以代表皇帝独自裁决大政方针。起初，还形式主义地送内阁“票拟”，内阁大臣下笔之前一定要摸清刘瑾的意思；遇到重大事情，还特地派人向刘瑾请示，然后下笔。后来，刘瑾索性在自己私宅草拟圣旨，把副本送交内阁过目，李东阳等看了必定称赞一番，大抵是些“刚明正直”“为国除弊”之类肉麻言辞。

当然，也有和刘瑾对着干的正直官员。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言官上疏给皇帝，请求“斥权阉，正国法，留保辅，托大臣”，矛头直指刘瑾。刘瑾一手遮天，下令锦衣卫缇骑逮捕戴铣等言官，关入锦衣卫诏狱。此事引起兵部主事王守仁的不满，他挺身为言官辩护：“戴铣等职居司谏，以言为职，其言而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刘瑾大为光火，把王守仁廷杖五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王守仁获悉刘瑾派人在中途要暗杀他，半夜时分，把自己的鞋帽投入钱塘江，佯装投江而死，并且写了“遗诗”一首，其中有两句：“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的地方官都信以为真，在江边祭祀他，在余姚的家属也为他穿了丧服。从此王守仁便隐姓埋名，隐居于武夷山中，直到父亲王华病逝，为了服丧，才不得不现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先生的这种遭遇，折射出刘瑾当时的气焰是何等嚣张。

刘瑾的嚣张远不止此。为了震慑反对派，他以皇帝的名义，在朝堂上公布“奸党”名单，并且向全国公示。这份“奸党”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后来又把早已脱离官场的刘健、谢迁、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等六百七十五名官员追夺官衔，充军发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