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心颐指”的李东阳（1）

“甘心颐指”四字，是谷应泰对李东阳的评价，他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的末尾，颇有微词地议论道：“廷臣自李东阳而下，无不腼颜要地，甘心颐指。”“腼颜要地，甘心颐指”就是不要颜面，心甘情愿对刘瑾俯首帖耳。

在谷应泰看来，一代名臣李东阳的气节，确实不如他的同僚刘健、谢迁，没有宁折不弯的骨气。但是，李东阳又不愿意同流合污，想走中间路线，总是左右失据，进退维谷，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李东阳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才子，年仅四岁时，就能写出一尺见方的大字。景帝朱祁钰慕名召见，命他当场书写后，大为惊喜，抱在膝上，欣喜不已。以后朱祁钰又两次召见，听他讲解《尚书》大义，十分满意，让他进入顺天府学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何乔远说他，“诗词清丽，字画遒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因为其貌不扬，且言语诙谐，不受政坛大佬的器重，始终在翰林院任个闲职，一直到弘治八年，才与谢迁同时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孝宗皇帝很有中兴气象，经常召见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面议政事，刘、谢、李等也竭心献纳，剖析时政缺失，无所顾忌，君臣关系相当和谐。李东阳在内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内阁的公文多出于他之手。他起草的奏疏一旦在邸报上发表，立即天下传诵，成为当时的佳话。

李东阳的确才华横溢，野史笔记中佳话不少。一则说，他在翰林院时，偶尔迟到被罚，印证了翰林院旧有的自嘲诗：“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意在讥刺清闲无事。李东阳被罚后，续写两句：“更有运灰兼运炭，贵人头上不曾饶。”一座哄然。又一则说，一个邻国使节很傲慢，对接待官员说，有一个偶语无人能对：“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显然含有蔑视中原的意味，李东阳一听，立即口占下联：“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应对得不卑不亢。另一则说，他任内阁大学士时，喜欢奖掖提携人才，门生下朝或散衙后，都群聚他家，讲艺谈文。某日，有一门生探亲兼养病，即将还乡，李东阳召集同门诸人为他饯行。汪石潭才思敏捷，先成一诗，中联是：“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阅，以为绝佳。李公看了，把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写，众人愕然，向老师请教。李公说：归省与养病是两件事，如今两句单说养病，不提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大家请老师改写，李公提笔写道：“五色宫袍当舞衣。”众人叹服。故而时人品评道：“公于弘、正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亦岂偶然者哉！”

弘治十八年孝宗去世，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少年皇帝朱厚照，政局急转直下。

武宗朱厚照是个昏君，宠信太监刘瑾等“八虎”，沉迷于声色犬马，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内阁首辅刘健与他的同僚谢迁、李东阳联合部院大臣，请求皇帝严惩刘瑾等“八虎”。结果适得其反，“八虎”不但没有被惩处，反而更加被重用，刘瑾掌管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马永成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谷大用掌管另一个特务机构——西厂，形成太监专政的局面。为了表示不满，刘健、谢迁、李东阳当即向皇帝辞职。皇帝的圣旨颇为耐人寻味，批准刘、谢辞职，挽留李东阳——毫无疑问，这是刘瑾的意见，不过是用皇帝的口气表达出来而已。

这种结局，让李东阳感到尴尬，再次上疏请求辞职，也没有得到允许。刘瑾对刘、谢恨之入骨，为什么对李情有独钟呢？《明史·李东阳传》说得很清楚：“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故独留。”刘瑾要专断朝政，需要李东阳这样的大臣来粉饰门面。士大夫一向视气节如生命，被“八虎”头目刘瑾所器重，自然令李东阳羞耻不已。刘健、谢迁辞官回乡前夕，李东阳为他们设宴践行，潸然泪下，刘健正色道：还哭什么？假如你当日力争严惩刘瑾，那么今日就与我辈同行了。对于这样不留情面的责备，李东阳无话可说，只能写诗抒发郁闷的心情：

十年黄阁掌丝纶，共作先朝顾命臣。天外冥鸿君得志，池边蹲凤我何人？官曹入梦还如昨，世路论交半是新。仄柁欹帆何日定，茫茫尘海正无津。

这时朝廷内外大权完全落入刘瑾之手，焦芳进入内阁以后，与他表里为奸，气焰更加嚣张。李东阳毕竟不同于焦芳，他与同僚王鏊尽力补救，使得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等下野的名臣免于惨遭荼毒。然而终究无法改变大局，王鏊深感悲戚。刘瑾获悉后，劝慰道：王先生身居高位，何必如此自寻烦恼啊？王鏊不为所动，三次请求辞职，终于摆脱了这个是非之地，洁身自退。

李东阳继续保持“甘心颐指”的姿态，崇尚气节的士大夫对他颇有非议，形容他是“湘江春草”，讥讽他随风摇摆毫无立场；还说他是“子规鹧鸪”，讥讽他没有气节。南京吏部侍郎罗玘劝他早日退出政坛，他不愿意，气得罗玘写信给他，请求削除“门生之籍”，不认他这位“座师”，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从此恩断义绝。《明史·李东阳传》说：“东阳得书，俯首长叹而已。”他的“俯首长叹”，个中况味复杂而难以言表，既是抱怨罗玘的绝情，也是抱怨自己在夹缝中的处境得不到谅解。

身处夹缝中的李东阳，既不想投靠刘瑾，又不想得罪刘瑾，力图左右“弥缝”，希望自己能够“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可是谈何容易！特别是在焦芳进入内阁以后，秉承刘瑾旨意，打击排斥元老重臣、忠直之士，无所不用其极。何况，他还妒忌李东阳地位高于自己，觊觎他的内阁首辅位子，白天黑夜都在刘瑾那里讲坏话。李东阳感受到自身的岌岌可危，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悒悒不得志”，另一方面是“亦委避祸”。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他当时的“避祸”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