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拨乱反正（2）

正德十五年九月，武宗南巡返回途中，突发奇想，自驾小船在湖上嬉戏，翻船落水，受到风寒。长期荒淫无度本已外强中干的身体，顿时垮了。次年正月，在郊外祭祀仪式上，他口吐鲜血，被迫赶回豹房。一个多月后，病情愈发严重。司礼监太监魏彬来到内阁，告诉阁臣，皇上病危，御医们已经束手无策，意味深长地强调：“请捐万金购之草泽。”这句话粗听起来似乎是用重金聘请民间圣医，其实是试探内阁对于皇位继承人的想法。杨廷和当然心知肚明，只是简单应对一句：按照皇室的“伦序”办吧！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濒临死亡的武宗向身旁的司礼监太监发出平生最后一道谕旨：朕的疾病已经不可能治愈，把朕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天下事慎重与阁臣审处，以前的事情都是朕的错误，不是你们所能干预的。

三月十四日，武宗在豹房病死。

皇上驾崩的当天，太监张永、谷大用奉皇太后之命，把武宗的遗体从豹房移到大内，并去内阁商议，立谁为皇位继承人。杨廷和早就有所考虑，先前对魏彬说按照皇室“伦序”办，言外之意是：既然皇上没有子嗣，就根据“兄终弟及”原则，拥立皇上的弟弟。但是武宗是独子，没有嫡亲兄弟，“兄终弟及”的弟非堂弟莫属。如今张永、谷大用正式传达皇太后的咨询——“议所当立”，他从容不迫地从袖子里取出“祖训”，给张、谷二人，说道：兄终弟及的祖训谁能够更改？兴献王的世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从子、大行皇帝的从弟，按照“伦序”，应当继承皇位。皇太后支持内阁的意见。少顷，太监向朝廷大臣宣布，根据皇帝遗诏和皇太后懿旨，由兴献王世子继位。

其实，武宗死前并没有留下遗诏，所谓“遗诏”是杨廷和受皇太后之命代已故皇帝起草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兴献王世子厚熜嗣皇帝位”。这份“遗诏”经由太监当众宣布以后，便具有了无可怀疑的效力。杨廷和凭借它和皇太后懿旨，总揽朝政，力挽狂澜。

一方面，要派遣元老重臣前往湖广安陆，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另一方面要兵部尚书王宪调兵遣将，控制皇城四门、京城九门，严防发生宫廷政变。

宫廷政变的危险是存在的，最可疑的是江彬。江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北方边镇军队调到自己身边，成为一支威慑力量，继而又把武宗亲自统率的“威武营”划归自己指挥，所以《明史》说他“拥重兵，在肘腋间”。杨廷和巧妙地把它化解于无形，用先帝“遗诏”的名义宣布：取消威武营的建制，入驻京城的边镇军队遣返原镇。为了不过分刺激江彬，在宣布上述两条的同时，取缔皇室经营的商店，关闭军队的驻京办事处，遣返各地来京的朝贡使节，遣散豹房的番僧、少林僧以及教坊乐人，释放各地进献的美女，收回宣府行宫的全部财产。给人的感觉，似乎意在节省财政开支。

最为棘手的是如何收拾江彬。杨廷和与皇太后达成共识，必须干净利落地除掉这个祸害。于是他和同僚蒋冕、毛纪、司礼监太监温祥密谋计擒江彬。当时情势的危险性确实不容低估。江彬知道自己深受国人憎恶，又看到朝廷正在遣散驻京的边镇军队，对他有所提防；党羽李琮怂恿他立即发动兵变，如果失败，就北走塞外。江彬犹豫不决，诡称疾病，闭门不出，暗中静观待变。

三月十八日，坤宁宫有一个上梁仪式，江彬和工部尚书李鐩奉命前来行礼。江彬穿着平日的官服只身前来，礼毕，太监张永挽留江、李二人共进午餐。吃到一半，皇太后懿旨传来：逮捕江彬！江彬发觉中计，飞快地向西安门逃去，看到大门紧闭，改走北安门。把守大门的卫士大喝一声：有圣旨，请提督留步！江彬反问：今日从哪里得到圣旨？卫士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他制服。江彬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磔于市”——在闹市街口凌迟处死；二是“籍其家”——没收其全部财产。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抵达北京，皇太后为了尽快结束权力“真空”状态，催促群臣立即上表劝进。这天中午，朱厚熜在奉天殿即位。杨廷和起草的《登极诏书》宣布革除正德年间的弊政：裁减锦衣卫、宦官机构的官兵、工役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免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石，达官贵人利用特权“恩幸”得官者，大半革职为民。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对杨廷和恨之入骨，图谋在上朝路上行刺他，新皇帝特地派一百名士兵保卫他的出入。史家赞誉：“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为安。”殊不知，天下的安宁是杨廷和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