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与张璁的浮沉（1）

出身于藩王的朱厚熜，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拥戴与辅佐下，本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干一番，开创中兴局面。然而他对于自己不是皇室嫡系颇为自卑，性格又非常执拗，刚刚登上皇位，就全神贯注于“大礼议”。《明史·世宗本纪》评论道：“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杨廷和拨乱反正的政绩逐渐付诸东流。

武宗没有儿子，皇位只能按照“兄终弟及”原则传给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朱厚炜早已夭折，只能从堂弟中物色。孝宗的父亲宪宗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夭折，三子孝宗，四子兴献王。兴献王有两个儿子，长子夭折，次子就是朱厚熜，其时兴献王已死。按照“伦序”，朱厚熜由藩王而入继大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七绕八弯，带来了麻烦的“大礼议”。

围绕“大礼议”形成的对立两派，在现代人看来有一点滑稽：一派主张把伯父改称父亲，另一派主张把兴献王改称皇帝。

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朱厚熜虽然不是孝宗的儿子，但继承了孝宗传给武宗的皇位，因此必须尊崇孝宗为“皇考”——称他为父亲，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则改称叔父。自卑而执拗的世宗哪里肯接受这样的“大礼”，责问道：为了做皇帝，难道父母都可以更改吗？这就为善于趋炎附势的官僚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百般迎合，唯皇帝马首是瞻，主张以朱厚熜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为“皇考”，而以孝宗为“皇伯考”。可是兴献王并非皇帝，朱厚熜的皇位不是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为了名正言顺，必须把兴献王改称皇帝。世宗要的就是这些。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璁。

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五天，就指示礼部讨论按照什么规格崇祀已故的兴献王。礼部尚书毛澄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主张仿效汉定陶王入继汉成帝、宋濮王入继宋仁宗的先例，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世宗借口“父母可移易乎”，命礼部再议。

刚刚成为进士、处在见习期间的张璁，投皇帝所好，反对杨廷和、毛澄等主流派官员的意见。此人颇有才华，史家如此品评道：“张璁秀伟美髯，产不能中人，恢廓从性，动止若大豪。于书无所不窥，而尤精五礼。”精通儒家礼制的他，写了洋洋洒洒的《大礼疏》，引经据典，一一道来：汉定陶王与宋濮王入继大统，是汉成帝与宋仁宗在世时预先“立为皇嗣”，而且“养于宫中”，所以尊汉成帝、宋仁宗为皇考名正言顺。如今情况不同——武宗生前并未确定皇位继承人，遗诏也未明确以孝宗为“皇考”，因此他主张应该尊崇生父为“皇考”。他振振有词地说：“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绝其父母之义。”朱厚熜看了张璁的《大礼疏》，喜出望外，说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可以获全了！

廷臣对张璁群起而攻之，责骂多于说理。杨廷和也感到难以驳倒张璁，最好的办法是堵住他的嘴，一面授意吏部把他外放为南京刑部主事，一面向他求饶：请在南京“静处”，不要再谈“大礼”来为难我。

扫除障碍以后，杨廷和毫不留情地批评皇帝：不听举朝大臣言官劝谏，偏听偏信二三邪佞之人，陛下能单独与二三邪佞之人共治天下吗？可是朱厚熜不是一个任凭别人摆布的角色，一面迫使杨廷和辞官归去，一面把张璁以及支持他的桂萼、席书调回北京。七十余名言官接连弹劾张璁、桂萼“赋性奸邪，立心险佞”，皇帝不为所动，反而任命张、桂为翰林学士，并且按照他们的观点正式宣布追尊他的生父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

张璁、桂萼因为“大礼议”而骤然飞黄腾达，引起主流派官员的抨击，他们二人反过来指责这些官员为“朋党”。顿时舆论哗然，朝廷各部门官员将近二百人，齐聚皇宫的左顺门，跪倒在地，向皇帝请愿，口中高呼太祖高皇帝万岁、孝宗皇帝万岁，无异于向皇帝朱厚熜“逼宫”。

朱厚熜听到消息，立即派司礼监太监传达他的口谕，要他们散去。请愿者不但没有散去，甚至内阁大学士毛纪等也加入了请愿队伍，一起跪伏在左顺门。局面完全失控了，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

朱厚熜大为震怒，命令司礼监太监记录请愿者姓名，逮捕为首分子丰熙等八人。杨廷和之子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廷。结果是严重的，马理等一百三十四名官员被捕，何孟春、洪伊等八十六名官员“待罪”，有的流放，有的夺俸，有的廷杖，十七人死于杖下。当时人感叹：从此衣冠丧气。张璁、桂萼声势日益嚣张，有恃无恐，以廷臣为仇敌，举朝士大夫都对他们咬牙切齿。内阁首辅杨廷和陷入了艰难的处境，叹息道：“众尤交责，吾何逃乎？义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时也。吾有去而已。”无可奈何地辞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