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严世蕃父子（3）
管辖分宜的袁州知府了解到这一动向，添油加醋地夸张为严府“聚众练兵谋反”，通报给巡江御史林润。林润先前曾经弹劾严氏父子的党羽鄢懋卿，担心严世蕃如果东山再起，自己遭到报复，立即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再度加以夸张：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聚集勇士几千人，图谋不轨，为此还勾结“倭寇”，做着“谋反”的准备。
嘉靖帝对于将严嵩罢官有点后悔，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他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况且追究下去自己也不光彩。不过作为一国之君，可以容忍他们贪赃枉法，绝对不能容忍谋反。接到林润的报告，嘉靖马上下达圣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押解来京审问。
严世蕃似乎早就做好了预案，胸有成竹。他听说言官们想通过治他的罪，为沈炼、杨继盛平反，很是高兴，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那么，他的“倒海水”是什么呢？
他们策划的“预案”是这样的：在审讯、定案时，可以接受贪赃枉法罪，好在嘉靖帝对此并不在意；最为可怕的是“聚众”“通倭”，务必要买通关节，删去这些词句，代之以沈炼、杨继盛的冤狱，来激怒嘉靖帝，借以脱身。以他昔日的余威，以及在官场的关系网，很容易地买通三法司的官员，在定罪文书上写进为沈炼、杨继盛翻案的文句。这是一个很难察觉的阴谋，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实际上是皇帝亲自决定的。为沈、杨翻案，就等于要皇帝承认错误，肯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嘉靖帝。这样的话，翻盘计划或许将由于皇帝的一句话成为现实。
严世蕃精心策划的阴招，被精明过人的徐阶识破了。三法司把严世蕃的定罪书交给内阁首辅过目，徐阶一下就看出了问题，要害是“彰上过”。他把刑部尚书黄光升等引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子以为严公子应当生还是死？黄光升答道：死不足以赎罪。徐阶又问：那么此案是杀还是生？黄光升等答道：用杨继盛、沈炼案，正是要严公子抵死。
徐阶慢条斯理地说：恰恰相反，杨继盛、沈炼案件诚然激起天下公愤，杨、沈二人都是皇上亲自下旨处死的，皇上岂肯“自引为过”？一看到这份定罪书，必定怀疑三法司企图借严氏案件“归过于上”，必然震怒，你们几位主事者恐怕罪责难逃，严公子却可以得意洋洋离开京城了。
黄光升等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请教补救良策。
徐阶说：稍迟事机泄露，将不可收拾。说罢，从袖子中拿出一份文稿，把基调定在严世蕃与罗龙文聚众谋反上——“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虏，共相响应”。议论已定，随即叫书吏誊清，加盖三法司印章密封，送呈皇上。
这一切严世蕃是不知道的，他还在暗自窃喜，以为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对罗龙文说：他们要以你我为杨、沈抵命，奈何？罗龙文不解其意，没有说话。他抓住罗的手，轻声说：且畅饮几杯，不出十日，必定释放而归。皇上因此感念家父，别有恩命，也未可知。到时候再来收拾徐阶，还不晚。
严世蕃诡计多端，殊不知徐阶棋高一着，使得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经过徐阶修改的定罪书，强调的重点别出心裁，是皇帝毫不知情的罪状：“谋反”“通倭”“通虏”。为此虚构了子虚乌有的情节，例如：严世蕃和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召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企图勾结倭寇、蒙古，内外呼应。
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平心而论，把“谋反”“通倭”“通虏”的罪状强加于他，是用诬陷不实之词掩盖真正的罪状，用捏造的罪状来定案，显然是在耍弄阴谋诡计。
这样一来，避开了“彰上过”的要害，皇帝很平静地接受了，作出这样的批示：仅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定案，也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进一步核实。徐阶和三法司再度耍弄手段，根本没有核实，径直由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核实”报告，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经过核实，严世蕃“谋反”“通倭”“通虏”证据确凿。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达圣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严、罗二人得到消息，大失所望，抱头痛哭，家人要他们写遗书“谢其父”，竟然“不能成一字”。
此举大快人心，京城百姓各自相约前往西市观看行刑，饮酒庆祝，一时间西市热闹得如同节日。随之而来的是查抄严府，据说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余万两，其他珍宝古玩价值白银数百万两。已经罢官的严嵩和他的几个孙子都被黜为民。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奸，精神彻底崩溃，寄食于墓舍，两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父子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以往持续多年的义正词严的弹劾，为何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后，史官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对此表示了质疑：严世蕃凭借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按“奸党”罪处死，三法司偏偏要说他“谋逆”。无疑是“悉非正法”的处置。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用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
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不足为奇，否则的话，就不成其为专制政治了。
严嵩死后，颇有一些人为他惋惜，以为其人很有文才，事情都坏在儿子严世蕃手上。晚明文人何乔远就有类似的看法：“嵩相二十许年，不近女色，精心从上奉玄，别以文章交欢士大夫，而以朝政内委其子世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请，则曰：‘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世蕃以父任为工部侍郎，狡谲有机智，颇记识往牒。是时，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难事，皆能援已然参所见以对。其父嵩依所对以闻上，时时契上意，嵩益谓世蕃能。世蕃嗜酒凶诞，姬妾满前，倚父宠，窃国柄无忌，受四方财贿累数百万。有不得其意者，阴借上旨杀之。”他的意思是，子以父贵，父以子祸。这种观点，从明末一直到清初，始终不为有识之士认可，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仍然把严嵩列入《奸臣传》，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