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名相”还是“甘草阁老”？（1）

徐阶由于“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的关系，而为世人所关注，也许因为这样的关系，人们对他的评价大多带有情绪。

严氏父子死了，嘉靖皇帝还活着，依然故我，朝政没有起色，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黄仁宇说得非常有意思：“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谀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这时，一向刚直不阿的海瑞上了一本奏疏，嬉笑怒骂地批评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他向皇帝提出警告，要皇帝“幡然悔悟”，洗刷“君道之误”。这就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海瑞上疏”。执拗的“中材之主”哪里有这样的雅量，一定要处死海瑞，来维护自己拒绝纳谏的尊严。幸亏内阁首辅徐阶从旁缓解，海瑞才幸免一死。隆庆皇帝即位后，海瑞从监狱中获释，不久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应天十府巡抚，查实徐阶在家乡松江接受“投献”。对于当年的救命恩人，海瑞丝毫不讲情面，一定要徐阶“退田过半”。双方较量的结果以徐阶的胜利告终，海瑞罢官而去。

其实，徐阶并非“反面人物”。他的最大贡献是扳倒了不可一世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在嘉靖、隆庆之交，拨乱反正，清除严氏父子的亲信党羽，扭转先前的政治颓靡局面，因此被誉为“杨廷和再世”。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据王世贞为他写的传记的描述，“短小白皙”“眉秀目善”，一副典型的江南士人气派，能屈能伸，随机应变而不露声色，又精通权术。在严嵩专权跋扈的形势下，能够合作共事而不被打倒，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谋略和诡谲兼而有之。这种品格或许并不高尚，却颇为实用，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潜移帝意，导致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垮台，为拨乱反正扫清了障碍。

他主政以后，在内阁办公室墙壁上写了一个条幅：

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

这条幅用直白的语言宣称，他要拨乱反正，把威权和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朝廷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与奖惩归还公众舆论，可以看作是他的施政纲领，目的在于改变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的局面。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要向朝廷上下表明，不想成为严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唐鹤征所写的徐阶传记，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尽反嵩政，务收人心，用物望，严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风采。”意思是说，徐阶执政和严嵩完全相反，把收拾人心作为第一要务，用威望来杜绝不正之风，全国人民都迫切想一睹他的风采。

唐鹤征用具体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起初，徐阶与严嵩同事，下级官员的贿赂馈赠，虽然没有给严嵩的那么多，数量也不少，他都照单全收，从未拒绝。他对人解释其中原委：如果拒绝，恐怕以自己的高洁反衬出严嵩的污秽。日子一长，人们也就不再非议了。当他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就和严嵩反其道而行之，邀请内阁次辅袁炜一起办公，共同为皇帝票拟谕旨。皇帝知道了，认为不妥，只要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向皇帝解释，事情出于众人合议比较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专行就是自私，而自私会导致百弊丛生。皇帝听了表示同意。当时言官竭力抨击勾结严氏父子的大臣，皇帝对此很反感。徐阶委婉曲折地作出解释，缓解了皇帝的怒气，保护了那些言官。某一天，皇帝和徐阶谈起人才难得，徐阶侃侃而谈：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能够知人善任，便是哲人。因此当皇帝是最难的。要想把困难转化为容易，只有广泛听取意见一个途径。广泛听取意见，就等于有人为皇帝化解穷凶极恶，为皇帝揭发隐匿的实情。皇帝听了他的一番宏论，连连称赞。

可见徐阶对于治国、用人还是很有想法的。他引荐门生张居正为裕王讲学，使日后的权力交接显得更为顺利。嘉靖皇帝病危，徐阶连夜紧急召见张居正，一起谋划，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稳定了嘉靖、隆庆交替之际的政局。朝廷上下对此赞誉有加，把他比喻为“杨廷和再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朱厚熜去世，由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遗诏并不是朱厚熜临死前口授的，而是用“遗诏”名义发布的徐阶和张居正的政见。为了拨乱反正，“遗诏”强调了已故皇帝对于痴迷道教的错误有所反省，为那些因批评皇帝清虚学道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惩处主持玄修的道士，停止一切斋醮活动。一看便知，这不是执迷不悟的朱厚熜愿意讲的话。但是，当时必须这样做。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隆庆皇帝即位，他的登极诏书也是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基调和先帝遗诏完全一致，主旨是强调起用因反对玄修而遭惩处的官员，处罚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提拔贤才，裁减冗员。

嘉靖、隆庆之际的政治交接，徐阶处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遗诏”的形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继而以“即位诏书”的形式表示尊重先帝的遗愿，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

徐阶确实配得上“杨廷和再世”的美誉。他是聂豹的门下弟子，也是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等著名学者的同道，对王学是有精深研究的。不过，他并不是学者型官僚，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型官僚。接手严嵩留下的烂摊子，必须拨乱反正，力图革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的局面似乎已有更新之机，但是人心陷溺已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转移；朝廷政务的废弛已经达到极点，一定要用高明的手段才能整顿。这两点我都没有，所以感叹“有时无人”！正因为如此，国家大事并非一人所能担当，必须有人倡率，有人协助。我有幸得到父师的教诲、朋友的指点、皇上的信任，力所能及地起一点“倡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