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与阉党专政（1）

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大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熹宗朱由校的昏庸，颐指气使，网罗亲信，拉帮结派。这个“阉党”的构成大致是这样的：太监中，除了王体乾，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文臣中，有朝廷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之流，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此外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等而下之，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因此《明史·魏忠贤传》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就是当时人所说的“阉党”，以擅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员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

天启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声明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魏忠贤索性借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

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机敏的魏忠贤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皇帝大怒，文震孟遭到革职处分。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可想而知，郑鄤遭到“圣旨”的严厉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受到处分。

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顾秉谦、魏广微引进内阁，控制朝廷大权，不断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

天启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

古代有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古代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常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加官晋爵，学会了明哲保身，曲学阿世，不敢讲真话，假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长空中的一抹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清正廉明，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后，以敢于抨击黑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语，他是当之无愧的。“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给他的名号是“大刀手”，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

杨涟果然是一个“大刀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他的弹劾奏疏写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例如：

假传圣旨，三五成群，逼勒喧嚷，致使朝堂成为喧闹的集市，败坏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

不容正直大臣在朝廷有立足之地，指使亲信在朝堂喧嚷侮辱，迫使他们罢官而去。对于柔媚附和的小人，破格起用。凡是赞成他的就是好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

一手操纵朝廷头等大事，在增补内阁成员时，排斥先进分子，安插亲信党羽，企图形成“门生宰相”的局面。

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皇长子，假传圣旨勒令怀孕的妃子自尽，致使皇上无嗣绝后。

东厂原本用来侦查奸细缉拿人犯，魏忠贤假公济私，陷害忠良，网罗密布，搞得鸡犬不宁，官民如有片言违忤，立即逮捕，比当年汪直的西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祖宗法度，宫内不许屯驻军队，原有深意。魏忠贤在宫内擅自组建称为“内操”的军队，究竟意欲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