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小说

钱谦益的政治挫折(1)

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如果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趋炎附势则为后世所不齿。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盟主,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他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优柔寡断。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扭曲了他的心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的一生遭受了七次挫折。

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考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几个月后,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遵照制度规定,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三年守制服满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天启元年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时,牵涉到科场舞弊案,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他还是因此而罢官。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撰《明神宗实录》的工作。因为他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阉党”骨干分子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了《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名号是“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在一场整肃异己分子的政治风潮中被革职回乡。

崇祯皇帝即位后,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运动,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得以复出,很快升任礼部侍郎。由于他的才干与声望都鹤立鸡群,被推举为候补内阁成员,引发不同派系官员之间围绕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他的政治对手是礼部尚书温体仁。此人外表似乎温文尔雅,其实城府极深,诡计多端,正如《明史·温体仁传》所说:“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他为了排挤钱谦益,在皇帝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公然发难,借口天启元年科场舞弊案中钱谦益的问题还没有搞清,胡搅蛮缠,使得钱谦益有口难辩。崇祯皇帝站在温体仁一边,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搞掉了竞争对手,顺利进入内阁,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但还是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把乡居八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无端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申冤,通过亲朋好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等强势人物插手清查此案,真相大白:纯系温体仁陷害无辜。崇祯皇帝痛下决心,罢了温体仁的官,释放钱谦益。然而他的官运依然困顿,并没有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意味着延续了276年的明朝走上了末路。北京陷落后,南京朝廷的动向是关系到明朝国祚延续的大问题,成为遗民关注的焦点。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情报信息传递系统遭到破坏,北京事变的信息传到南京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但是南京朝廷的衮衮诸公将信将疑,怀疑事变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谈,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证实“北报确信”,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才邀约大臣们议论善后事宜,商量拥立新的君主。新君的人选有潞王朱常淓、福王朱由崧。实事求是地说,两人都并非理想人选,退而求其次,前者稍有人望,后者在皇室亲疏关系上有一点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拥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在统兵将领高杰、刘泽清的支持下,马士英的意见占了上风。

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即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宣告南明弘光政权的正式成立。朱由崧对拥戴他登极的马士英的回报,是任命他担任兵部尚书并且掌握内阁实权。马士英为了排挤颇有声望的史可法,假意对他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令,当无不济者。”史可法只得向福王上疏,自请前往扬州,督师江上。

马士英为了完全掌控弘光小朝廷,决意提携他的挚友阮大铖。阮大铖与马士英是万历四十四年的同科会试,阮大铖天启初年由“行人”提升为“给事中”,不久因为“丁忧”,辞官回乡守制。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企图倚重颇有名望的同乡左光斗,获得这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负责考察官员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躁”,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举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推举阮大铖。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为了和东林人士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和“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生死之交,编写诬蔑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此人心术不正,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因害怕东林人士攻击弹劾自己,不到一个月,便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他被起用为太常寺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害怕政局有变,每次觐见魏忠贤以后,就贿赂魏府门房,收回自己的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之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即使如此处心积虑,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时,他还是被列入了“从逆”分子的名单,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的罪名判处“削籍”,“永不叙用”,也就是说,再也不允许重登政坛。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又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仅仅被视为“从逆”而已。此人又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时,为了躲避战乱,他来到南京,充分表现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地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被起用,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此他千方百计讨好东林遗孤和复社名士,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打通晚明四公子的关系,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这一情节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复社名士察觉了他的政治野心,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遗孤顾杲谈及此事,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二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揭穿阮大铖“阉党逆案”的老底。于是,陈贞慧起草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的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乘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大会。会上,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到“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会议公推周钟、徐孚远等为盟主,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142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以及天启年间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向世人宣布:

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俱愤,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塞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阮大铖遭到迎头痛击,从此隐居于南京郊外牛首山,不敢再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