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动物

人类自古好战，但只有当马被驯化之后，战争才变得更加普遍和残酷。

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的机械功率比较。比如，男人比女人的功率大，壮年人比老人和孩子的功率大。所以只有青壮年男子才能当兵。

研究表明，人在长时间做功的情况下，即使消耗的功率超过1000瓦，其中只有约100瓦的功率可作为机械功输送到体外；而马可以在长时间内以500瓦的功率做机械功，短时间内的机械功率更可以达到700至800瓦，即1马力。不言而喻，人输出机械功的本领比起马的本领小多了，小到只有马的十分之一左右。

与马相比，人是一种很羸弱的动物。如果说人与人之间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而另一方则“马到成功”。

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

因为率先引进了马，古亚述王国迅速崛起；后来丧失马的来源，亚述又迅速没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中国古代史而言，大多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其实世界历史上同样如此，总是北方入侵南方，从草原地带入侵到农耕地带。如公元4世纪，匈奴人和鲜卑人入侵汉晋；5世纪时，阿提拉入侵欧洲；10世纪时，契丹人占领华北；12世纪，金人征服北宋；13世纪，蒙古人征服南宋、伊朗；14世纪，帖木儿征服伊朗；16世纪，巴布尔征服印度；17世纪，满洲人征服明朝。

人类自从游猎采集进入安土重迁的农业时代之后，关于财富，出现了“生产”和“抢劫”两种获得方式。草原经济根本无法产出足够的商品，贸易无法长期维持，最后只能演变为军事劫掠，而以生产为主的农耕经济，往往成为游牧者的抢劫对象。

相对于没有马的农耕民族来说，拥有马的游牧民族具备了一种能量优势；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合二为一，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这就形成了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文化上处于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所谓“野蛮战胜文明”。

有了马，游牧民族面对定居者时处于明显的武力优势地位。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定居者，进行抢劫。即使抢劫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因为他们可以快速逃走。

当抢劫的获益远远大于生产时，战争便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

对中国历史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常常通过劫掠和勒索中原王朝得以维持经济，而不是依靠发展羊群来壮大。

就其本质来说，草原社会不具有侵略性，但游牧民族确是一个天生的骑兵军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草原上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是残酷的，为争夺水草的争斗迁徙，和闲暇时期游牧民族男性有组织的集体狩猎，也是战争游戏。无疑，游牧民族不能通过贸易来满意地获得的东西，就会从定居民族那里抢夺，这就是所谓的贸易抢夺的共存。

从匈奴人到满洲八旗，从成吉思汗到皮萨罗，马的出现，使人类成为一种狂热的战争动物。

大象比马更高大，但大象在战争中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马。骑在马上的人不仅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其机动性，这使骑兵成为战争的主导者。

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马，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想打仗时，就纵马前来攻击；不想打仗时，就骑马逃跑。没有马的一方，不管愿意打还是不愿打，都必须接受有马一方的安排，这是何其无奈和泄气——躲又躲不开，追又追不上。

这就像约翰·基根描述的那样，骑马民族以五倍于步行的速度驰骋于战场，他们将远程奔袭、战场快速迂回、高效投射技术，以及人与马的协调互动等这些惊心动魄的概念赋予战争。对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没有任何仪式和典礼的意味。他们追求的是迅速、彻底和没有英雄色彩的胜利。

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曾经宣称：“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后来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其实只是阿提拉的翻版。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一切从大草原出发，打开征服之路、侵入文明地区的骑马民族都是打“真正的战争”。他们缺乏对使用武力的限制，目的单一，除非彻底胜利，否则不会甘心终战罢兵。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式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想改变对方的文化传统，更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发展或社会进步。他们的目的是赢得财富去维持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保持他们的祖先从马上射出第一支箭以来始终不变的天性。他们是为战争而战争的武士，对劫掠、风险和胜利有着动物般的满足与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