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中国

我们不应该忘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起步于北方平原，这里甚至早在农耕文明之前，就开始了对马的驯化。

如果从文字史来推敲，“伏羲”二字其实指的就是驯化牲畜。

伏羲氏，不但是八卦的发明者，在历史传说中也是中国畜牧时代的开创者。张其昀在《中华五千年史》中推断，其为公元前4754年人。也就是说，在距今67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进入畜牧阶段。

大约在新石器晚期，中国人开始驯养马。“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据古文献所载，中国人对马的驯化和役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尧、舜时代，“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制彤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初也”。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其中“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为定都于天下之中，据此统治人民。此“中国”实则是指成周；或者说，与现代汉语中的“中原”大致同义。

从古到今，“中国”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一种文化，都在不断地变化，用许倬云先生的话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正是基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夷大防”。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常常指的是一种古典文明。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越感，主要是来自文化而不是种族。

陈寅恪先生就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人们认为文明必然战胜野蛮，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在资源极其贫乏的沙漠和荒原地带，不仅人类无法生存，连动植物也难以立足。大自然为人类制造了各种不同的生存“边界”。在人类历史上，自新石器时代驯养动物与种植农作物以来，人类便在扩张其可利用的资源边界。其中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利用草食性驯养动物的游牧。

与人口大量聚居的农业相比，因为高寒贫瘠的地理原因，北方草原地区地广人稀，游牧生产方式原始落后，这注定了游牧文化的发展一般要晚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再加上文化隔阂，因此游牧民族一直遭到中原文明的排斥和歧视。

中国志怪古籍《山海经》中说：“人面兽身，名曰犬戎。”这可能指他们的游牧生活，也可能指其未开化。由此可见，民族之间的丑化是多么的历史悠久。

文字、书写和历史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因为游牧社会缺乏文字和记录历史的传统，今天我们想要了解他们，能看到的都是他者的记录，这其中自然会充满不解和敌意。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匈奴人在远古时称为獯鬻，意思是未开化的糊涂虫；商代被称为鬼方，意思是孤魂野鬼；西周称之为猃狁，意思是凶恶的野狗；战国时期被称为匈奴，还是恶狗的意思；秦汉以后一般统称为“胡”，意思是胡作非为。东胡或者西胡，在中原文明看来，都是野蛮民族。

马的出现虽然并未改变这种历史成见，但却使北方游牧者具有更大的暴力优势。虽然文明的沟壑一时难以填平，但这并不妨碍“落后野蛮”的游牧者依靠暴力，凌驾于先进的文明农耕者之上。

在《诗经》中，游牧民族带来的危险和恐惧近乎刻骨铭心，“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原所遭遇的威胁主要是“骑寇”——

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皆是道也。侵掠之力，唯骑寇为强。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

马的意义，在于它扮演了冷兵器时代的力量——或者说暴力的象征。“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

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地区因为农耕环境，在马力上先天不具有优势。相比山泽湖泊密布的南方，北方多平原林地，更适宜军事活动的展开，因此就中国历史而言，往往是北方决定南方，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

中国古代养马场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方，从西北、华北到东北，包括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东北、河北等地区，主要是沿青海湖、河西走廊到祁连山、河套平原一带，也就是从敦煌、兰州到宁夏和包头一带，以及华北的阴山以南到大同和长城沿线一带，特别是北京，也就是幽燕地区，盛产“口马”。

东北的马场主要在辽宁。

从气候和地理来说，南方基本不适合养马，但在海拔较高的云南一带也有马场，活跃在茶马古道的就是云南马。

“滇马”作为商旅驮畜可以，却不能作为战马。凡军兴，还非得“善驱驰，于营伍为宜”的“口马”不行。但北方马常常无法适应南方的湿热环境。乾隆中叶，清军与缅甸作战，“驱天下之马万里入滇，道死已过其半，迨抵军前，马已尽矣”。

中国历代养马区域虽也有变迁，但主要马场都集中在西北和东北，这一格局并没有改变。隋唐时期的养马场集中在西北的陇右。相对于北方辽金，宋朝几乎没有像样的马场。明朝后期的骑兵很少，当时的西北草场可能已经退化或丢失，只剩下辽东一带的马场，而女真族就于此创建八旗，渐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