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走马

对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马车。更准确地说，是马和车。它们不仅用来进行战争，也用来祭祀。

从历史遗迹可以证实的，则以殷墟发掘的商代晚期双轮马车最为著名。

在此之前，马就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被用来驾车。“骅骝、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前必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

将马匹应用在单人的武士战斗里——中国和世界各地一样——导致以步兵为主的男子集会所瓦解。马匹首先是用来拖战车的，有助于武士在战斗中获取优势。受过高度训练且身披昂贵装备的个别武士就此登场。中国的这段“荷马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很快就成为战争的利器。

“檀车，四牡痯痯，征夫不远。”这种新式战车一般以四匹马或两匹马驱动，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驾车，两人搏杀。

战车最早开始使用，是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但直到商朝，马和马车其实在战争中应用得并不广泛。

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商王朝而言，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周部落无疑属于“蛮族”。当时，原始印欧人引起亚欧民族大迁徙，从而逼迫周人向东迁徙。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岐山位于关中西部的邠凤间，岐山之南便是东西横亘、肥美宽平的周原。亶父率领周人沿着“水浒”，来到岐山下的周原，所谓“走马”其实就是骑马。顺便一提，这也是“水浒”二字的古老出处。

应当说，骑马并不比乘马车的历史更晚，只是没有马镫而已。

历史学家推测，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得到了马，从而学会了骑马，和用马拉战车，“实始翦商”。

有了马之后，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在牧野，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的周，通过战争手段取代了商。

周穆王时期，依然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史记·秦本纪》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后汉书·东夷列传》特别提到战车：“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周人入主中原后，以自身文化为基础，融合商文化，奠定了中国3000年礼教传统的封建家国体制。

根据《周礼》，西周时期设有“夏官司马”的部门，其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司马”的本意就是管理马的官员，周朝设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等官职，均为掌管军队的官，在先秦属六卿之一。

据说姜尚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背景下，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兵书——《司马法》，它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让人民为国家养马，以为井田之赋。这是古代兵制中出赋车马的滥觞——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

故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二万人，故曰万乘之主。

在岐山东边一点的眉县李村，曾经出土了西周中期的“盠驹尊”。这是一件小马造型的青铜器，它的铭文中记载了周王主持“执驹之礼”，并赐给盠两匹马驹的事情。执驹礼是指每匹马到两岁时，说明这匹马已经成熟，要将小马牵离母马，开始驾车服役。

当时马是非常珍贵的，以至于周王亲自主持马的成年仪式。一些铭文记载，五个奴隶才抵得上“匹马束丝”。

在周的官制中，“校人”负责驯化和调教马，“质马”掌管给马分类。马一般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可以用来驱动战车的“戎马”，第二种是用来打猎的“田马”，第三种是比较蠢笨、只能做杂役的“驽马”。

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既有格局——在中国古代，骑马和乘车是贵族的专享；在西方中世纪，骑马导致了骑士阶层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