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到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是一种经验总结。范晔在《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确实，对一个古代国家来说，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马，就无法组建骑兵。马在和平时期有助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一旦发生战争，马可以随时保证战略支援。

由商入周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甚至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

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实际处于十分机械的战争时代，战车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争方式。战争双方排成整齐的车阵之后，正式宣布战争开始，经过一段时间冲杀之后，保持车阵队形的宣布获胜，溃不成军者宣布战败。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政治是战争的延伸。在许多历史时刻，国家完全是战争和暴力的产物，正如商鞅所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春秋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尚武时代，当时国君大都亲自领兵作战，贵族子弟都以习武为荣。种地的“野人”是没有资格当兵的。

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将“御”和“射”列为必修的“六艺”项目，其中“御”就是驾驭马车。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曾以此比喻治国之术，他说：

从前舜帝善于任人办事，造父善于驾驭马车。舜帝不竭尽民力，造父不竭尽马力。因此，舜帝时没有因为受不了压迫而逃散或反抗的人民，造父没有因为不服驾驭而逃跑的马。现在东野毕驾驭马，上车时把马缰绳勒得太紧，使马的身体过于挺直，让马左盘右旋前后进退缓行快跑耗尽了体力，然而却仍然不停地鞭打它，所以知道必然会出现纰漏。野兽到了穷途末路，就要咬人；禽鸟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啄人；人穷困到极点，就会变得相互欺骗。

商代可能已经出现了骑兵。

在殷墟发掘中，不仅发现有大量的奴隶陪葬，马也很多；其中有一座人马合葬墓，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从字体演变也可以推测出许多历史的内幕。比如，“骑”字的甲骨文为“奇”，上面的“大”为人形，下面的“可”为马形，“奇”本身意思是奇怪、罕见。

也就是说，在甲骨文时代，骑马还是比较少见的。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说，最迟到春秋时期，成建制的骑兵就已经开始出现，但仍以步车战为主，采取步兵和兵车混合编队。在一次发动几十万人的大型战役中，骑兵最多不过五六千骑。

秦穆公二十四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所谓“畴骑”，即是职业骑士。

这2000名“畴骑”应当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骑兵，比胡服骑射还要早300多年。

骑兵较之车兵具有较大优势。车兵只有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作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与战车相比，骑兵不仅机动性更强，甚至是战场上唯一可以进行机动作战的兵种。

此外，战车作为一台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的大型机械装置，造价极其昂贵，战车兵一般也都是贵族。但战争也是要讲究投入产出和性价比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战车远不如骑兵和步兵更简单、更廉价，也更实用。

战车阵形刻板而缺少变化，骑兵出现以后，给予了战争指挥者更多选择，也极大地扩大了战场的范围。这使得战争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也更像一门艺术。

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膑说，“险则多其骑”，即地形越复杂，骑兵的作用越大——

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