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征服与统治

在战国七雄中，北方的赵国时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侵扰。赵武灵王之所以推行“胡服骑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当时赵国四周强敌环绕，“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疆兵之救”。武灵王担心如果不尽早进行军事改革，“是亡社稷”。于是，雄才大略的武灵王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着胡服、习骑射，以骑兵取代华而不实的车兵，作为正式兵种。

赵国开军事变革之先河，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

赵武灵王这一突破华夷大防的大胆举措，不仅促进了骑兵的兴起，也迅速改变了春秋以来的传统作战方式。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兵法《六韬》，就已经将骑兵与传统的战车分开并列，并有一篇专门讲述骑兵战术的“战骑篇”。“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很明显，当时骑兵主要担任侧攻和包抄，而不是进行正面冲击。对骑兵来说，贸然冲击敌阵是非常危险的，“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

作为军队组织，骑兵的编制为“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战斗时则以“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来编队。

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虽然出现得比较早，但只有到了赵武灵王以后，各诸侯国才普遍装备了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

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是魏国和燕国，亦分别有5000匹和3000匹。

这一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总数不下五六万匹，这已经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

随着骑兵数量的增多，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在秦赵两国发生长平之战时，“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秦国5000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侧翼，断其粮道，将赵军分割包围，使45万赵军全军覆没，从而创造了“兵贵神速”的经典战例。

当时有一个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为了证明自己还有战斗力，当场吃了很多饭；事实上，他主要表现的还是骑马。《史记》中写道：“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由此可见，骑马已经成为战争的日常。

在战火频仍的秦汉时代，中国骑兵逐步从战争的配角成为主角，并迅速走向成熟。

秦灭六国，中国短暂而辉煌的“封建”时代在秦人的马蹄下灰飞烟灭，秦始皇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他不仅实现了帝国之内的“车同轨”，还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直道”。

秦始皇千秋万代的皇帝梦虽然被陈胜、吴广打断，但帝国最基层的一个小小亭长——比嬴政小三岁的刘邦终于圆了这个皇帝梦。此后两千多年，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延绵不绝。

这一切都来自马的出现。没有马，也就没有一个巨大的秦汉帝国。

自从马进入人类社会之后，骑马和乘车便成为一种统治的古老标志，正如步行是被统治的“贱民”的典型特征。

中国将步行者称为“徒”，将官吏称为“司徒”，将反抗的平民称为“暴徒”，将流放的苦役犯称为“刑徒”，将平民的劳作称为“徒劳”。

轮子与马的结合，既象征着征服和法律，也标志着政治和技术。马车将轮子和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庞大的帝国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从此以后，统治便成为一桩可以轻松实现的事情。

虽然刘邦恢复了秦始皇建立的秩序，但秦始皇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却是刘彻。在汉武帝时代，帝国的暴力机器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从此以后，“兵马”就成了军队的同义词。

与小国寡民相比，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不容易，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技术问题。如果成本高得已经超出获得的利益，那么帝国就必然崩溃。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相对而言，骑马就简单得多，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更不用说省得去制造复杂的马车。

毫无疑问，骑马的普及，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这大大降低了统治和镇压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