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马

与中原传统的各诸侯国不同，因为缺少贵族传统，秦国从一开始就实行的是郡县集权制。

经过惠王、武王和昭王几代的积累，秦国虽然在文明程度上不及东方诸国，但却依靠专制高效的帝国体制，创造出一个相当强大的暴力机器。

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开始时“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行之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自古以来，人民都害怕战争，如果能让人对战争狂热起来，那就可以成就帝国霸业。“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

商鞅建立的“尚首功”制度，完全以战场上砍下敌人人头的数量来封赏。粗略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总共砍下了差不多140万颗人头。

到了秦王政时代，这个古老的养马部落，终于以可怕的暴力一统天下，“继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应当承认，善于驯马、养马和贩马的秦人，常常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和权力，从而形成一种漠视人性的“功利主义”战争观，这完全不同于东方诸国根植于农耕社会——他们往往倾向于“民本”思想和伦理主义战争观。前者以杀戮为战争目的，后者则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使秦国更加恐怖和可怕。

可以说，在统一六国的战争开始之前，秦国就已经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几乎没有诞生出一位有原创精神的本土思想家，但这种文化的落后，恰恰成为野蛮时代的优势。

值得玩味的是，春秋时期两位著名的相马大师，伯乐和九方皋都出现在秦国。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伯乐一辈子为秦穆公相马，秦穆公非常器重他。后来伯乐老了，秦穆公问他，你能不能找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接班。伯乐说：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诉他们一般的好马是什么样子，却没法告诉他们真正的“天下之马”是什么样子。但我有一个朋友叫九方皋，他相马的本事比我大，您可以请他来相马。

于是，秦穆公请来了九方皋。但这个九方皋相马时，居然连“牝牡骊黄”——即马是公是母、是红马是黄马——都分不清。

秦穆公当然很不高兴。

伯乐却对此甚不以为然。他还对穆公夸赞说：这正是九方皋比我高明的地方——“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

这里蕴含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千里马之所以是千里马，关键是它跑得非常快，这跟它是公是母、红毛黄毛没有任何关系。用一句现代名言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九方皋作为相马师，他只关心马是不是能跑，并不在意它的性别和毛色。

后来，被九方皋相中的沙丘之马，果然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

不可否认，秦马成为这个中华第一帝国诞生的关键性历史细节。“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十寸为尺，八尺曰寻，秦马可跨越“三寻”，即两丈四，可见马之强健。

秦始皇有七匹御马，分别叫追风、白兔、蹑景、犇电、飞翮、铜爵、晨凫，仅从其名字就可知其不凡。

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秦国对马的管理也实现了严格的标准化，军马被分为上中下三等。“秦律”对管理马政的各级官吏的绩效考核有明确的规定——

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

睡虎地秦简在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县，按照这个记载，可知秦国标准军马的高度为五尺八寸，约1.34米。这一标准也得到秦兵马俑出土陶马的证实。

毫无疑问，秦军之所以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秦国特有的牧马环境和马政制度。作为周人的马匹供应者，秦人将这一独特优势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

从伯乐相马的传说可以看到，秦国为东周列国输送相马人才的同时，也向他们提供重要的马匹资源。这种贸易关系，一方面使得其他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秦国，另一方面，当战争爆发时，其他国家的战马数量不断消耗，难以补充，而秦国却因为据有马匹资源，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利。

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楚等五国联合匈奴一起攻打秦国，结果为秦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