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强马壮

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战争史。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几乎就是军事力量的象征。

陈胜、吴广当年揭竿而起，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身军卒，眼见唐废帝、晋高祖都轮番称帝，说得更加直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战国时期，骑兵虽然已经初露锋芒，但还不足以成为战争的主导力量，步兵和战车仍然很常见。

在马镫和马鞍等马具完善之前，骑马用于作战仍是比较少见的。根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认为，这是骑马之开始，其实还是乘坐马车。

虽然有人认为，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但事实上，秦始皇时代的骑兵，其所占军力比例仍不过2，所谓“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从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就可以看出，马在当时军队力量构成中的大体地位。在二号坑中，有许多陶马，而且它们身上都有相应的马具，但唯独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的缺失，对马上的格斗极其不利，因此当时骑兵的主要武器是远距离射击的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而步兵和车兵多使用戟和戈，进行近身格斗。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推论，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马镫，不过目前发现的马镫实物则要晚得多。在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的一对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马镫，或许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早期的马鞍和马镫都是木质的，或者用皮革和丝麻制成，这些材料都非常容易腐朽，难以留存。直到后来出现了金属马镫，才得以保存下来，但如果因此就断定汉代没有马镫，似乎过于绝对。

事实上，秦汉时期虽然弓弩非常普遍，但保留至今的也只有箭镞和青铜弩机等金属部件。因为制作弓弩和羽箭的材料都是竹木角筋之类，难以长久保存。

汉代时，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这很好地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而马镫的使用，则通过固定骑手的双脚，提供了一个横向稳定性。这使得骑手在马上时，将下半身与马紧密而稳固地结为一体，上半身获得充分的自由。

在马镫和马鞍齐备之后，骑马的人就像站在地面上一样安全，甚至有人能够左手持刀，右手持矛，冲锋陷阵；即使在马上且驰且射，左右开弓，也不再是什么难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地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主导的年代。

骑兵最具杀伤力的战术便是冲击战术，而这需要人、马、武器三位一体，紧密结合，若没有马镫从中联结，这绝对是无法实现的。

在汉初的七国之乱中，灌孟多次以“突骑”冲击敌阵，最后战死。其子灌夫披上重甲，手持长戟，率领十几个随从，上马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吴军营帐，杀伤数十人，终于打败了吴军。

对中国来说，骑兵全面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三百年汉匈战争时期。但在此之前的楚汉战争中，骑兵就已经通过颠覆传统战争模式而改变了历史。

所谓“兵贵神速”，骑兵以其强大的机动性，使它可以承担追击、偷袭、断粮等各种任务，尤其是长途奔袭，往往会造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在彭城会战中，项羽率3万骑兵，一举击溃了刘邦的56万联军，刘邦仅得与数十骑逃遁。

项羽所率之三万精兵系骑兵，以精锐之骑兵，对刘邦与诸侯军之步兵，故虽数目寡少，仍能获得赫赫之战果。按项羽之所以有如许之精良骑兵，乃因巨鹿战时，秦军中王离所率者，系蒙恬征匈奴三十万骑兵中之一部分，内中且多楼烦骑兵，精勇异常。项羽获得此项优良马匹与战士，故能编成强大之骑兵部队而获得大捷。又试观刘邦败退荥阳后，即积极建立骑兵部队，亦足窥知此中意味。

刘邦从沛县起兵时，还只是一支民兵武装，骑兵的数量远不及项羽，主要是步兵，再配合一些战车。夏侯婴在破李由、击赵贲，进军洛阳，战蓝田直至霸上的历次战斗中，都“以兵车趣攻战疾”。直到荥阳之战时，刘邦看到项羽的骑兵如排山倒海一般，马上组建了自己的“郎中骑兵”，以灌婴为将。在后来的战争中，这支精锐骑兵成为刘邦的一张重要王牌。

荥阳之战中，灌婴“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先后多次击败项羽的骑兵，“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

最后，灌婴率5000骑兵在垓下追击项羽，逼得楚霸王自刎乌江，楚汉战争宣告结束。

像这样大规模地、频繁地使用骑兵，可以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彻底扭转战局。

如果说这在楚汉战争时期尚不多见，那么对北方的匈奴来说，骑兵的战斗力就主要体现在数量上。这是游牧民族的天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