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车东来

在世界历史上，苏美尔人发明轮子和车子是最早的，中国的轮子也可能是从苏美尔人那里学来的。

在中亚地区的史前岩画中，有的马车形象与甲骨文中“車”字几乎完全一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马车可能是从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而中亚的马车又来自欧洲及西亚。殷墟出土的双轮马车与两河流域的马车在外形上令人惊奇的相似。

根据汉学家狄宇宙的分析，殷代战车是从古代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人处借鉴而来。

在东方文明形成初期，包括小麦、马车、青铜、日历等很多重要创造，都从西方传了过来，主要是来自两河流域。这些基础性的发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塑造了一个延绵至今的古老文明。

根据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汉字“马”的上古音对应着更为古老的印欧语词根marko。“车”的上古音也与古印欧语有相当的联系，与苏美尔、闪米特、卡特弗里安语中表示“轮子”的词有关。因此，学者们推断，在先秦中国，“马”和“车”两个词有点类似于现代“坦克”和“吉普”这样的借音外来词。事实上，马拉战车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和吉普也确实非常类似。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原始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这种车轮被称为“辁”。

夏代前后，无辐条的辁逐渐被各种有辐条的车轮替代。由辁发展到轮，使车辆的行走部件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为殷商造车奠定了基础。

先秦早期有一种没有辐条的“根车”，是用自然滚圆的树干或树根做车轮。秦始皇很喜欢这种结实的轮子，但为了显示尊贵，他用黄金对轮子进行了装饰，这种车就叫“金根车”。后世人少见多怪，常常想当然地将其改成“金银车”，贻笑大方。

“根车”或许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轮子，这种轮子甚至有可能不是人类特意的创造，而是对自然存在的圆形物的“借用”，最早的滚木大概就是这样。

历史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如果说夏文明的历史还比较模糊乃至可疑，那么相对而言，殷商时期的考古发现就非常多了，尤其是车马之类。

殷商的车马坑直到近代才被发现。对大量出土车马坑的研究足以证明，殷商时期的造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造之车朴素而又坚固。

孔子大概是没有见过殷商时代的车子的，他非常怀旧，他的理想就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在殷商时，已经有了相当精致的两轮车。在距今3000多年前殷代文物中，考古学家发现当时贵族都习惯于用马车来为自己殉葬。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祭如在”，死亡是生命的轮回与继续，一个人生前所过的生活在死后还要继续。可以推断，这些殉葬用的车应该与墓主生前所用的马车一样或相似。

因为木材在地下会很快腐朽，所以经过几千年后，进行考古挖掘，除过一些金属配件，很难获得真实的车子。后来，考古专家采用剥剔技术，仍可得到原车的大致轮廓。许多车马坑所呈现的，就是这种剥剔效果。

在许多车马坑中，常常可以看到车轮被统一放置在墓室的一侧，而不是完整的马车。这其实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现代汽车需要保养，古代车子也一样，尤其是车轮。

古代车轮都是木制的。木材的物理性质并不稳定，会因为外界的温度、湿度或压力而出现变形。木制的车轮长时间不用，在温度湿度和车身的压力下，就会发生变形，影响轮子转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闲置的车子一般都会拆卸掉轮子，把车轮统一存放。

从造车技术来说，这些车都由一个车厢、一个车辕和两个轮子构成，也就是所谓的独辀车。

西方文字中没有量词，但汉语中量词各不相同。船的量词是“艘”，车的量词是“辆”。“辆”是个形声字，最早时直接用“两”作为车的量词。实际上，这是个典型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乃至篆字中，“两”是一个带衡木的车辕，一个车厢，车厢里有两个人，形象地比拟了一辆独辀车。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车没有制动装置，为防止车轮自由滑动，停车后常常用一块木头阻碍车轮，这块木头就叫轫。后来“发轫”就成为开始、出发和启程的代名词。《离骚》中说：“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轮子完全是商贸经济的产物。

商业活动追求效率，而轮子本身就是效率的标志，所谓“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周易·系辞下》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随着政治的发展，轮子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变成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礼记》中也说：“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

讽刺的是，从秦嬴政始，封建时代的专制皇权为了维护等级秩序，以严酷的法家治国，重农抑商，利出一孔，商人竟然遭到前所未有的轮子制裁，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