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学御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马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这也是中国最为繁荣的轮子时代。

当时人们还没有骑马的习惯，“经书没有骑字，战争和交通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从“千乘八返”的轶事，可知当时车运的发达程度：据说秦桓公之子针担心其兄加害自己，便把财产装上车，运到晋国，1000辆车往返8趟才运完。

按照墨子所说，春秋各国造的大车，能装50石粮食而运转灵活，即便长途运输也不折车轴。

到战国末期，车有了更大的改进，特别是车辕由单辕改为双辕，车的整体更加牢固，载重量也更大。与早期的单辕车相比，双辕车只需一匹牲口驾辕，系驾大为简化，也更容易驾驭。

这次技术变革与铁器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重商主义随之兴起。

周室衰微，当时各诸侯国争王称霸，无不倚重商贸和交通，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万户之邑层出不穷，车辆往来熙熙攘攘，大街上“车毂击，人肩摩”，“固车良马”营造出一个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诗经》的《车辖》一诗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 ，六辔如琴。”

一段新历史的开始，必然伴随一场新思想的诞生。

轮子时代的到来，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促进了人群的迁移和社会的流动，因此而激发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思想交流。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制属于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礼记》中专门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典章制度，其中不乏关于乘车御马的礼制，比如《曲礼》一节中说：

国君出行用车时，御者就先拿着马鞭立在马前。

马套好后，御者要检查车厢围栏，看马具是否完备。然后掸去衣上的灰尘，从右边拉着副绥登车，接着御者跪坐在车上，拿起马鞭，把马缰绳分开，左右手各握三根，赶着马往前走五步，再停住，等待国君。

国君出来，准备上车，御者将马缰绳并到一只手，腾出一只手，把正绥交给国君，让国君拉着正绥登车，这时，左右诸臣皆要退避，让出道路。车子一路奔驰，到了大门口，国君按住御者的手示意停车，叫车右上车。车行经过里门、沟渠时，车右都要下车步行。

国君遇到老者，要行轼礼；遇到卿相，一定下车；进入国都，车子不能太快；进入里巷，一定行轼礼。国君传令召见，即使传命者地位低下，大夫、士也要亲自去迎接。

一般来说，宾客的车子不能驶进主人家的大门；妇人乘车不能站立；客人送给主人的犬马，不能牵到堂上；穿甲武士不行跪拜礼，只需身子略蹲下。祥车左边的位置要空着。但国君的车不能空左位，车左的乘者要行轼礼。

国君不乘式样奇邪不正之车。在车上不大声咳嗽，不指手画脚。站在车上，眼睛要看着正前方；行轼礼时，看车前的马尾；回头看时，目光也不能超过车毂。

车子在城中行驶，只能用策彗在马身上轻拍，不让马跑得太快，行车扬起的灰尘以不超出车轨为限。

国君经过宗庙要下车，看到祭祀用的牺牲，要行轼礼；大夫、士经过国君的宫门要下车，遇到国君的车马，要行轼礼。乘坐国君的车马，一定要穿朝服，将马鞭放在一边，不敢将绥授人，作为车左，要行轼礼。国君的马为路马，牵着路马行走，要走在道路的中央。路马的草料不能用脚踢，否则要受到责罚；路马的口齿不能私自看，否则也要受到责罚。

这种礼制文化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文化有某种相似性，西方贵族要学习骑术，而中国贵族要掌握御术。

西周时期，贵族与平民有着严格的分野。作为礼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六艺”被列为贵族阶层必须研习的技艺，而其中的“御”更被作为“大艺”，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所谓“御”，即是驾车御马。

对先秦贵族来说，是否能驾驭马车是一个男孩的成年标志。比如问对方孩子的年龄，如果已是少年，对方会说“能驾驭马车了”；而如果孩子还年幼，则说“还不能驾驭马车”。由此可见会驾车是多么重要。

作为驾驶马车的技术，“御”本身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容。

具体地说，御包括“五驭”：即鸣鸾和、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鸾和，鸾、和皆车铃，谓行车时鸾、和发出有节奏的响声；逐水曲，是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过君表，指经过国君所站的位置时应有致敬的表示；舞交衢，是说过交叉路口时驱驰自如；逐禽左，是行猎时驱赶禽兽到车的左边，便于从左面射获猎物。

作为秦人的先祖，造父以善御而闻名。造父曾向泰豆氏学御。

造父极其谦恭地追求了泰豆氏三年，才得到了泰豆氏的接纳，但只用了三天，他便学会泰豆氏的御技。这让泰豆氏惊叹不已——

你学得真快啊！学御就应该这样。人走路，是得之于脚，应之于心。推及御，就是掌握辔衔，控制好马，让车走得急缓得体，将一切了然于心，掌握在手。内得于心，外合于马，进退合乎绳墨，旋转拐弯合于规矩，跑多远都力有余。所谓御术，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那就可以不用眼看，不用鞭子赶；心里放松，身体端正，六根缰绳不会乱，二十四只马蹄不出错；旋转进退，合于节拍。如此，车道能容下轮子便足够，道路能容下马蹄就可以，人即使行走在山路，也是如履平地的感觉。

实际上，御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驾车技术。甚至说，御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帝王之术——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