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

作为儒家鼻祖，孔子精于御道。人们赞扬其“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孔子当初拜访老子，就是“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孔子还常常将御道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马亲其正而爱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乐哉！今日之驺也。”至于颜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马亲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其人之使我也。”至于颜夷而衰矣。马知后有舆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马亲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驺来！女不驺，彼将杀女。”

与墨子不同的是，孔子及其儒家都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礼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治理模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儒家和法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孔子便以御车来阐述御民之道：“故有道以御之，身虽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无道以御之，彼虽多能，犹将无益于存亡矣。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贵能御也。”

有了文明，不仅能让人活着，而且能赋予人活着的意义。孔子为中国人擎起一盏明灯，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或种族概念，而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便与孔子密切相关。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孔子一生贫困潦倒，但他死后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应该说，孔子的继承者，不是那些养尊处优的衍圣公，而是荀子、孟子，是司马迁。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在文化意义上，《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历史精神：“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专门书写了一篇优美而充满感情的《孔子世家》。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司马迁照例写了一段“太史公曰”：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一生最大的壮举，便是周游列国，实际上更像是一场精神逃难。“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

在长达十四年的流亡中，孔子大部分时间是在车轮上度过的。“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于陈蔡之间”，这场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政治避难，后来成为千古美谈。

鲁迅曾在文章中说：“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中国邮政局发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邮票，画面也是孔子坐在一辆双辕牛车上。这样想当然地以为孔子的座驾是牛车，实则是马车。

孔子早年在乡校的时候，就已经拥有精湛的御艺，并严格恪守礼制，甚至说要“克己复礼”。“古者乘车，皆立不坐”，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乘舆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不等的人，乘坐的车马规格是有严格区别的。

最尊贵的车是辂车，辂车也叫路车，分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等。路车以下依次为夏篆、夏缦、墨车，低等的为栈车、役车。《周礼·春官·巾车》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服车，服事者之车”，相当于现在公务员所用的公车。

这五种服车中，前三种为载客专用的乘用车，后两种属于既载人又装货的两用车。

夏篆，是车毂上雕刻有隆起的花纹，并漆有五彩的车；夏缦，车毂上有五彩画，但没有雕刻花纹；墨车，没有纹饰，仅车厢蒙以皮革；栈车，用竹木制成，不蒙皮革。按照孔子的身份，他乘坐的应该是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