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的没落
关于泓之战，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韩非子》这样描述：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泓之战标志着战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车战方式。战车体积大，只有空出大片地方，才能摆开战车，使之成列。楚国此次作战主力却是重装步兵，并且在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因此，这就不是传统的战车间的战斗了。
楚国是最早发明和普及弩的国家，而弩对战车的压制是极其明显的。在此战中，宋襄公的护卫全部被楚军射死，宋襄公亦死于箭伤。
与装备强弩的重装步兵相比，战车必须靠近厮杀；而在靠近过程中，弩兵的箭雨就可能对刻板的战车阵列构成灭顶之灾。
可以说，泓水之战实际是一场步兵与战车的对决。
与青铜器时代的牧野之战相反，进入铁器时代后，战车已经风光不再。战车机动迅猛的优越性正丧失殆尽，铁器和弩武装起来的步兵成为战车的克星。
同时，笨重的战车对于复杂地形的无能为力，使其不得不让位于步兵和骑兵。
有一利必有一弊，战车虽有强大的冲击力，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按《六韬》的说法，战车有十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
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
后来，晁错在给汉文帝的《言兵事疏》中总结道：“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
战车对地形的适应性差，这在实际战斗中往往成为“阿喀琉斯之踵”。
战车本身又高又宽又长，再加上大轮短厢，运转起来非常笨重。对一个御手来说，用单辕衡上的轭驾马，全靠马缰来控制四匹马，很难在战斗中变换队形，灵活作战。
除了长度，还有重量问题。
不算车体本身的重量，仅3名乘员和他们的装备，至少重250公斤以上。为了保持车的平衡，需加长车毂，但车毂过长，稍不注意就会缠在一起，导致战斗失败。
燕国进攻齐国的安平时，田单正好在城内。不久城陷，人人争相出逃，纷乱之中，车轴相撞而断裂，很多人被俘，只有田单预先“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乘车安然逃离。
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鞍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着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
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峻扼要，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的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春秋之世，驾驭战车是贵族必修的“六艺”之一，而这并非易事。
战车一般由四匹马驾驭，只有中间两匹服马是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上，两旁的骖马则只能靠缰绳来牵引车辆，还需借助游环等办法控制它，使之不离开车辆，驾驭起来极为困难。
御者双手执六辔，其中两匹服马各两辔，外侧两匹骖马各一辔，除非接受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否则是难以胜任的。
培养大量的御者，这对中原那些老贵族国家来说或许不是问题，但对一些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兴国家则有点勉为其难。
春秋后期，地处边疆而多山的秦、楚等新兴国家崛起，这里不如中原地区地势平坦，战车使用受限，再加上御者欠缺，不得不依靠步兵和骑兵。随着战事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
早些时候，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
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围坐在一起，吃他的马肉。穆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体贴地说：“吃马肉怎么能不喝酒呢？”于是拿酒给他们喝，这让那些农夫非常感动。
后来，世代相好的秦晋两国反目成仇，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
在车战时，秦穆公一败涂地，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崇拜的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