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文化

帖木儿创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虽然他本是游牧民族，生活在帐篷里，但却在短暂的统治时期，留下了大量恢宏的建筑，其中规模最大的宫殿外墙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权力在这里！

从文化史来说，建筑往往被视为权力的象征物。

在古代中国，皇宫和官衙往往具有极其显赫的形制。在轿子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轿子是车，而认为它是移动的房间。

轿子成为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

作为权力象征，官方“舆服制度”对轿子的主要限制，是人力的使用。最低档的轿子是二人抬的小轿，其次为四人小轿、六人小轿和八人以上大轿，最豪华的是皇帝乘坐的十六人抬的大轿。清朝时期，规定的轿制是知县二人抬，总督八人抬，皇帝十六人抬，皇帝死了要一百二十八人抬。

此外，关于轿子的形制和帷子的用料颜色等，也都有严格规制。

历朝历代，天子銮驾专用黄盖黄帷子；明清两代，文禽武兽的官轿帷子为蓝呢或绿呢。权力之下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四人抬或二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

在古代中国，一旦銮驾和官轿出行，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鸡犬人等一律回避。“出从笼街驭，时观避路人。”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中国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记述当时的官轿制度：“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與，與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自佥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来’，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阁臣入直，呵殿至闻禁中。今则棋盘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无回避者矣。今京官四品如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佥都御史，骑马则许开棍喝道，肩舆则否。”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戎马数十年才夺得天下，为了防止官吏腐化堕落，曾严令文武大臣只能骑马，不得乘车乘轿。

其实，当时在南京，大多数官吏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骑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从景泰到嘉靖以后，百官几乎都乘轿出行，乃至连乡下的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

当利玛窦到中国时，轿子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的。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到处都是等候受雇的马车，在十字街头，在城门，在御河桥和人流汇聚的牌楼处。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和要人的轿子。

《明史·舆服志》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但实际情况是，百官因乘轿违制僭越者层出不穷，轿子反而成为官吏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弹劾的最方便借口。

嘉靖时期，懋卿依仗严嵩之势，把持帝国盐政，穷奢极欲，“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万历六年，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从北京千里迢迢回湖北江陵老家。这趟衣锦还乡之行，他乘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超级大轿，前后左右，各有八名身强力壮的轿夫；轿体之宽大，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时人感叹此轿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

毫无疑问，轿子被纳入官方礼制后，它就从代步工具上升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炫耀性消费品，轿子成为排场和面子的最佳载体。即使几十步，也要乘轿，大明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追捧者。

明代有极其完善的驿站体系，李自成起义之前，就是银川驿卒。虽然明文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但实际弊端丛生，胡作非为的官吏对驿站轿夫强索滥用，屡禁不绝。

嘉靖时期，左都御史张永明上奏，对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发起弹劾。

因升光禄寺卿赴任，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轿三乘，四人大轿四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日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

如果将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按今天200多元人民币计算，一个人赴任，仅仅用轿费用就达20万元。

崇祯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改革驿制，驿站大量裁员，其中就包括李自成。转眼间，大明王朝就被这个失业的驿卒所推翻。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明朝的崩溃让满族人捡了个大便宜。清朝本是马上朝廷，因此一开始就对轿子极为警惕。《大清律例》中，不仅严厉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族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

与历代禁轿令一样，先是文官和汉族官员被准许乘轿，后来就完全解禁。解禁是一码事，自由是另一码事。官轿的等级规制仍然非常严格，容不得僭越。

在官本位的天朝，轿子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是很低贱的行为。地方官进京，只能乘车而不准乘轿子。后来，八旗将军上前线，也都是坐着轿子去，轿夫倒是骑着马，跟在官轿后面，轮班抬轿。

清代京官要养一顶轿子花费不小，至少要两到四名轿夫，如果要舒服体面一点，考虑长途和替换，可能更多，这种耗费不是每个高官都养得起的。乾隆末期，和珅就以置办不起轿子阻止吴光熊升“三品卿衔”，乾隆赏银一千两，让吴按例开轿。

明清时期，轿子几乎就是交通的代名词，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也在这一时期登峰造极，因此才有“驴车尚书”的珍闻——

戴简恪公敦元，官刑部尚书。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入。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

刑部尚书因为没有坐轿而坐驴车，被视为“有失官体”。由此可见，轿子是封建社会最传神的物化，中国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

在传统社会，坐轿被看作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而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

可以想象一下，三十二人抬的大轿里，放上一碗水，走出几十里地，碗里的水不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