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轿与抬轿

轿子盛行之际，骡轿也颇受欢迎。

乾隆时的蒙古亲王拉旺多尔济喜欢乘坐一种“四马轿”，即用四匹马驮着的轿子，由四名马夫兼轿夫驾驭，移动速度奇快。只不过要协调这前后左右四匹马，应该不是一件容易事。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史称“庚申虏变”。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肃顺负责护送后宫。当时的懿贵妃——慈禧——乘坐一辆破旧的骡车。

在途中，慈禧哭求肃顺给她换一辆新车，结果被肃顺狠狠地奚落了一顿：“危难中哪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不观中宫亦雇街车，其羸敝亦与尔车等耳。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如果换成现代口语，大概是说：这是逃难，你以为是平时啊，在这荒郊野外，上哪儿找新车去？你能有个旧车坐，就已经不错了。你不看看皇后乘坐的也是从街上雇来的车，破破烂烂的，跟你的一样。你是什么人，还想高过皇后吗？

一年之后，咸丰驾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将肃顺斩于菜市口。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史称“庚子之变”。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再次乘坐骡车出逃。因为实在过于仓皇，这次大概也顾不上骡车的新旧了。

到了河北怀来一带，山路难行，只好换乘骡轿。

随行的宫女这样描述骡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的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择选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驯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稳。骡驮轿在西北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

比起人力轿子来，乘坐这种骡轿或驮轿肯定不会舒服，“因为它太高。轿车的辕子和马的肩膀平行，轱辘上的车轴也不过离地二尺高，但驮轿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个架子搭在前后的马背上，架子呈井字形，井字上头高高的有一个小屋子，比轿车约高出二尺多。山路崎岖，马一高一低地走着，小屋也随着晃荡，人坐在里边也跟着一俯一仰的摇动”。

晚清时期，中西文化碰撞引发一系列礼仪之争。

1860年，英国大使额尔金请求赴京换约，咸丰皇帝不许洋人乘坐中国轿子，最后变成一场战争。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居中调停，既不让坐轿，又受不了骡车的颠簸，只好一步步地从天津步行到北京。看到洋人跟一个中国乡下农民一般，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天朝官吏无不感到扬眉吐气。

火烧圆明园之后，作为胜利者的额尔金特意选择一乘八人抬的金顶大轿进京。当时代表清廷与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所乘不过是六人抬的轿子。

对不少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往往是通过轿子认识中国的。

1920年，英国思想家罗素访问中国，并第一次坐上中国轿子——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轿子里，被抬过山丘，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到了山顶后，我们停下来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儿。轿夫们立刻并排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又说又笑，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似的。

看到中国轿夫抬着别人，还这么高高兴兴，让罗素感到迷惑不解。罗素因此认为：自以为是地断定别人幸福或痛苦是错误的。

罗素信仰自由平等，刚乘坐人力轿子时，他内心充满极度的不安和罪恶感，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奴役和不平等。可是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每个人都是等级社会金字塔的一部分，下跪或者被跪，奴役别人或被人奴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应各安天命，知足者常乐。

“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大概是受了罗素事件的刺激，鲁迅先生对中国的轿子文化予以强烈的抨击：“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其实早在罗素之前1000年，中国同样不乏拒绝坐轿的思想者，比如在政见上势不两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面对轿子，竟然不谋而合地深以为耻。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唯求人不识尔。”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唯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轿子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程度，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典型象征。

晚清时期，一些在中国旅行的西方人发现——

任何一位自尊的人在中国西部旅行都不能没有轿子，这并非作为一种必要的交通工具，而是为了那份尊敬和荣耀。轿子是受人尊敬的不可或缺的标志。……轿子远比通行证管用。你可以骑马，但得有一顶轿子跟着。

古代埃及、波斯与古罗马，也都曾有关于类似中国轿子的记载，但只有极少数的贵族使用。

在17——18世纪的“中国热”中，欧洲上流社会曾经刮过一阵“轿子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比利时的那穆尔公爵夫人和科隆大主教克莱芒·奥古斯都等，都曾坐过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

但除了战争时期普遍使用的担架，轿子这种独特的反轮子器具，在西方文化中从未进入过社会主流；这也许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人力竟比畜力更廉价。

人口过剩、马力短缺和道路失修，无疑是轿子泛滥的物质前提。

有人计算后发现，明朝万历年间，一匹马的价格为40两银子，而乘轿只要5分银。按这个价钱计算，坐轿并不比骑马或乘马车奢侈多少，当然乘坐那种豪华大轿另当别论。

以宋帝国的覆灭为标志，轿子的繁荣史，其实也是中国的积弱史。

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战争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轿子消灭的。同时，轿子也使载客马车丧失发展前景。

马车作为生物能源时代的主要运输工具，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早熟到早衰、逆向发展的过程；近千年的历史中，马车完全被人力轿子取代。中国失去的，不仅是马所代表的动力，还有轮子所代表的效率。装饰精美的轿子，不仅未能促进中国制车业的发展，相反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力快感；从科学角度来说，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这是极大的技术倒退。为了舒适和虚荣，而牺牲效率和人性，这使封建中国发展缓慢。